财政部“限薪令”难言公平

谭新木
http://chinese.wsj.com/gb/20090410/CWS181843.asp?source=email

财政部日前公布针对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限薪令”，规定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应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如果08年业绩下降，高管薪酬应再下调10%。

财政部在通知中说，此举旨在进一步公平社会收入分配，规范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配秩序。但是“限薪令”本身并不规范，像是一个为安抚民众情绪的权宜之计，难以达到规范和公平的目的。

“限薪令”以两个比例作为确定薪酬的基础和下调的幅度，不符合限制薪酬的本义。国有金融机构07年的高管薪酬各不相同，按照统一的比例来确定08年的薪酬，势必会出现有的高管薪酬仍然居高不下的现象；同时，08年各机构的业绩也参差不齐，按统一的比例对亏损高管减酬也不公平。

中国的金融行业高管薪酬比普通员工高出10多倍，这似乎是效仿了国外公司的做法。但中国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中国的金融机构大部分是国有性质，企业高管面对的报酬与风险机制和国外的私有机构不同，他们享受着更高的就业安全感与其它无形的好处。

如果要与国外接轨的话，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现在有了更为贴近的参照目标，那就是美国那些接受了政府救助的银行。奥巴马政府2月初颁布了银行高管限薪令，规定接受政府救助资金的银行高管年度薪酬不得超过50万美元，而不管他们在接受救助之前拿的薪酬有多高。

奥巴马的限薪令在美国引起了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人才流失，反过来损害经济的复苏。支持者认为这些金融机构被搞得一团糟，要纳税人来救助，当然不能发高薪。

要规范中国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关键是建立一个报酬与风险对称的机制，在保证一个与员工差距合理的基本报酬的基础上，提高绩效在薪酬中的比例，体现收入与所承担风险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不用承担相应风险的前提下，高管拿天价薪酬，无异于侵吞纳税人财产。

其实，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大，社会收入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与行业垄断有关系。比如金融、电信和能源等行业依然存在垄断，国有企业凭藉垄断优势就可获取超额利润，高管们的薪酬自然水涨船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垄断，将有助于公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并不意味着平均，而是薪酬差距是否合理体现了不同的风险承受程度。

（本文作者谭新木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

Tom Orlik
http://chinese.wsj.com/gb/20090410/col162252.asp?source=email

鉴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统计应该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外公布了有关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的比较及时、准确和全面的数据。而国家统计局从明年第一季度起开始提供GDP环比数据的计划，更是朝着与国际标准接轨迈出了新的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统计体系不存在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约10万名负责汇报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的工作人员在应该忠于哪级领导方面的不同。

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过程中，国家统计局仍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省市县等各级统计部门输入的数据。这些地方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要忠于当地的党政领导，没有这些领导的批准，他们的报告就无法提交到上一级统计部门。由于当地党政官员的仕途同推动当地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紧密相关，因此也就明显存在人为上调产值数据的动机。

过去，这种扭曲的动机结构导致了对中国GDP报告准确性的强烈质疑。许多评论家认为，1998年亚洲处于金融危机时中国官方公布的7.8%的增长速度夸大了实际数字。能源消费、航空旅行和非加工进口数据都显示，实际的增长率要低得多。当时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令朱镕基发出了“猖獗的弄虚作假”已经席卷了统计报告系统的感慨。

十多年后，面对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府坚定的“保八”承诺，人们难免会质疑弄虚作假者是否会扭曲2009年的GDP数据。但如今中国的统计系统已经不同于十年前，统计数据的制造者面对的动机可能也比乍看之下更加复杂了。

在过去，人们担心的是虚增产值。而如今，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可能意味着地方官员存在低报产值的动机。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中国区研究主管王 志浩(Stephen Green)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资金有待争夺，地方官员可能存在夸大当地问题真实程度的动机，这样就更有可能得到额外的资金。未公布的产值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加入到增长数据中，从而让当地显得对刺激措施做出了良好的反应，加速走出了困境。中国政府认为2009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前低后高”，（而不像2008年是“前高后低”），这可能恰好为地方官员做出所需的调整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不过，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霍尔兹(Carsten Holz)看来，这种统计系统不再像以往那么容易受到这种当地的操纵。虚增产值的主要渠道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数字。根据目前的体制，中国5,000家最大的企业──约占工业产值的50%──直接向北京的国家统计局汇报。对于其余的企业，国家统计局会进行抽样调查，而不是依赖于当地的报告。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体制就不存在问题了。但它确实意味着当地官员歪曲产值数据，虚增产值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现在对地方部门在报告中歪曲夸大增长率的可能性或许是过度担忧了，但在国家级层面仍存在误报的风险。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伍晓鹰(Harry Wu)指出，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从最初估计的11.4%上调到了令人吃惊的13%──这番修正也说明政府在2008年上半年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合理的。国家统计局也有抑制或推进GDP计算方式改革的余地，这种改革既可以推高也可以压低增长率。在经济过热时，他们自然会提出压低汇报增长率的改革。在目前不景气时，统计局则会对引入能够推动汇报增长率上升的创新统计方法更感兴趣。

但是，如果说国家统计局面临“保八”的政治压力，他们也同样面临来自民众的要求官员真实统计、准确反映中国经济衰退的压力。对工厂业主而言，如果订单减少，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那就是表明市场低迷的清晰信号，比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任何数据都更说明问题。相反，如果订单上升，货物源源不断地推出工厂大门，那就明确显示经济活动正在回升。如果外出打工者都闲在家中，看着自己的父母务农，看着存款一点点减少，那么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数据根本无法让他们相信经济正在快速增长。

随着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数据点通过短信、网上社区和媒体报导到处传播，中国公众对经济状况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会接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符合切身体验的报告。在今后一年里，社会和公众将有无与伦比的机会监督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

（编者按：本文作者Tom Orlik是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曾任英国财政部政策顾问）

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昆山要分一杯羹

Kunsha, a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wants to tap into the potential of Shanghai's position as the new financial center. Kunshan's proximity to Shanghai, low costs of production and favorable policies have been attracting a great many outsourcing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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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3/5/9/10093599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35993&mdate=0408012116
中评社昆山4月8日电（记者　黄晓南）国务院明确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连香港将来也要退让三分，在这种气势下，谁还敢和上海“争生意”？有人说是：江苏省昆山市。 　　

针对这种说法，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7日接受访问时澄清指出，作为距上海仅半小时车程、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昆山的确矢志从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分一杯羹，但却绝非要和上海进行竞争，而是要与之错位发展，发挥邻近上海的地缘优势，推进昆山的金融外包服务业发展。 　　

江苏省和昆山市发展外包服务产业的意愿绝非始自今天，国务院决定打造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是为之提供了更大的诱因。而作为昆山外包服务产业发展蓝图重中之重的，就是于2006年拍板立项、最近开始全面投入营运，距上海市中心仅25公里的“花桥国际商务城”。 　　

"花桥国际商务城”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开发区，重点打造及引进大规模的外包服务产业，以“融入上海，面向世界，服务江苏”为定位，强调兼具“上海的区位优势、江苏的政策优势、昆山的成本优势”，有信心可以成为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一流卫星商务城。 　　

张国华举例说，上海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有国际金融机构都会在上海设总部，但是一些后勤的金融工序，如票据的处理等，如果在陆家咀的高楼大厦上进行，那则是太浪费、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些服务正可外包到昆山及花桥来处理。因此昆山发展金融外包服务产业，绝不是要和上海竞争，而是“上海不搞的，由我们（昆山）来搞”。 　　

记者7日走访所见，“花桥国际商务城”果然已具国际化的雏型。在最新进驻的法国凯捷花桥服务外包基地中，不同国藉的人士正在埋头苦干，不分昼夜为全球各地的客户服务。作为全球三大咨询及外包服务供应商之一，凯捷会选中花桥作为落户中国的基地、在此兴建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庞大办公楼，准备大展拳脚，正是看中了花桥得天独厚的“区位、政策和成本”优势。 　　凯捷只是众多已经或即将进驻花桥的跨国大企业之一，在商务城范围内的其他地方，到处可见尘土飞扬，不少新近落成的总部大楼正准备入伙，更多的建筑工程在进行中，在这里完全感受不到“金融海啸”的风浪。也许正如张国华所分析，目前的金融危机促使外国企业进一步缩减开支，而把更多的后勤服务外包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所以花桥发展外包服务产业适逢其时，正面对一个难得的机遇。

时评：温总理的“不需请示”击中官场时弊

My comment: what is the incentive for accountability from below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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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3/6/8/100936882.html?coluid=45&kindid=0&docid=100936882&mdate=0408151859

2009-04-08 15:18:59

　　温家宝总理在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讨论过程中，大家对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提出质疑。据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温总理当场表态：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 　　

总理要求各部委遇到百姓质疑不需请示，尽快抓紧去解释，以免延误时机。这不仅针对各部委而言，而且也是在提醒所有官员，在行政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意见，要敢于负起应负的责任，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等待上级指示，须当断则断。 　　

长期以来，各级官员习惯了遇事向上汇报领导，等待上级指示安排后，才开始行动。这种做法，虽然便于上级对下级的指挥控制，却也助长了下级官员不敢承担责任的思想。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不容回避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那些遇事喜欢请示的干部，看似恭敬，实则乖巧，因为可以不承担责任。他们往往是，遇到麻烦就避让，不去积极想办法解决；对待民众的疑问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答，生怕犯错误；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上级，非要等到上级给出具体指示。这样一是延误时间，不能尽快解决问题，甚至小事拖成大事；二是因资讯层断裂，上级不能把握具体民众情况，仅凭下级反馈，有产生误判的危险，对解决问题是极为不利的。 　　

比如，在去年贵州瓮安事件中，情况开始并不严重，但当地政府官员手脚慌乱，不知如何应对，要等待上级指示才敢行动，甚至当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还在办公室里闭门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结果失去了最宝贵的解决时机，以致局面一时难以收拾。 　　

各级官员都是为民众服务的公仆，虽然所处的级别不同，职位有差异，但都应以民意为重。民众有要求政府回答问题、解释质疑的权利，及时回应民众的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民众将国家管理权赋予政府机构，是为得到安全和服务。作为公仆的政府官员，拿着纳税人发的薪水，有责任且必须面对民众的质疑。 　　

积极面对，敢于负责，这才是应对民意的最好方法。（来源：半月谈　江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