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interviewed include:
Manuel Castells, Noam Chomsky, Kenneth Waltz, John Mearsheimer, Chalmers Jonhson, Susan Shirk, Samantha Power etc.
An interesting survey of opinon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y
Video clips on Youtbue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Conversations+with+History&search_type=
Main website of the project
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conversations/
(sidenote: I see the glittering ideas, but frankly, professors are not the best public speakers! Now I'd rather read their books or articles than listening to them :P )
Sunday, November 30, 2008
停產、半停產 中國大批企業現“悶爐現象”
2008-11-30 17:22:47
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隨著市場急劇萎縮，中國以鋼鐵、焦化、紡織服裝等行業為代表的大批企業目前正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
中評社北京11月30日電／新華社經濟形勢調研小分隊記者近日在調研中了解到，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隨著市場急劇萎縮，中國以鋼鐵、焦化、紡織服裝等行業為代表的大批企業目前正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雖然生產經營陷入困境，但都在堅持等待市場的復蘇。經濟界人士形象地將之稱為“悶爐現象”，這也成為中國經濟中前所未有的一大課題。
所謂“悶爐”，其實是冶金企業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辦法，它使爐子處於保溫狀態，壓縮生產，減少成本，等待市場回暖。目前，包括一些大型鋼廠在內的相當一批冶金企業正主動“悶爐”限產。山西省大批煤焦鐵企業、河北省相當一批鋼鐵廠均集中呈現“悶爐現象”。以山西長治市為例，到11月中旬，全市焦炭、鋼鐵、電石等中小企業停產、半停產企業超過200家，38座125立方米以上的高爐有30座停產。
這種源自煤焦鐵企業的“悶爐現象”，正是當前國內生產遭遇困難企業的一個縮影。目前，紡織服裝、房地產、汽車等受到金融危機衝擊影響較大的企業，其實都呈現出“悶爐現象”。
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對處於“悶爐”中的企業，扛過眼前困難，迎來市場復蘇，爐火就會重燃；而扛不過去，爐火熄滅後再不能點燃，企業就不得不承受倒閉的厄運。
“這些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是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造成衝擊的具體體現。”河南洛陽市發展改革委主任李勝平說，“這些企業正經受嚴峻考驗，它們在‘嚴冬’中堅持等待市場‘春天’。”
記者也發現，“悶爐現象”的發生，雖然有“金融危機衝擊”的外因，但行業內也存有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產能過剩等一些深刻內因，其中教訓發人深省。
以鋼鐵業為例，中冶南方工程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肖白表示：“金融危機只是加速了鋼鐵業調整期的到來。如果不是金融危機，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鋼鐵業遲早也會出現一次大的調整。”
不過，在一些行業呈現“悶爐現象”的同時，有些企業卻遊刃有餘，格外亮眼。總結其經驗，那些立足科技創新的企業、產業鏈條完整的企業、結構調整到位的企業、抓住機遇積極求變的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衝擊就較小，不僅能在困境中求得生存，甚至實現逆勢上揚。
利用當前機會，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對企業如此，其實對一個地區的產業發展也是如此。目前，已經有相當一批企業和地區在積極行動，主動進行產業升級，以促進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Saturday, November 22, 2008
四萬億保增長 中國成世界經濟“定海神針”
RMB 4 Trillion (US$588 Billion) investment to ensure growth, China bolsters world economy
http://chinareviewnews.net/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37&kindid=711&docid=100802390&mdate=1117045058
在全球經濟一片愁雲慘霧的形勢下，各國千呼萬喚之中，11月9日，中國國務院宣布十項刺激經濟措施，未來兩年共計投入4萬億人民幣擴大投資拉動內需，標志著中國政府正式出手救市，而且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雙雙轉向也是中國應對當前金融危機一次及時的重大政策調整。輿論認爲，中國也許認爲有必要讓世界再次看到，它不僅具備自救的能力，而且其穩定與發展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實質性貢獻。因此，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有理由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本社匯選有關論點，供讀者參考。（評論員：季 實）
一、四萬億刺激經濟 防通脹變成保增長
1、經濟形勢空前嚴峻 中國爲經濟車頭加乾柴
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的背景下，在各國的殷切期盼中，鬆動“從緊”已久的貨幣政策，未來兩年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約爲5880億美元）拉動內需，中國政府涵蓋基礎設施建設和减輕企業稅負在內的經濟刺激十項方案（國十條）終于在11月9日出臺。（香港中評網）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日前承認，中國經濟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嚴重程度遠遠超出預期。這番話其實早就有迹可尋。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届財長會議本月6日在秘魯城市特魯希略閉幕時，前一天坐了32個小時的飛機飛抵特魯希略的中國財政部長謝旭人不見踪影。原來，他下飛機沒多久就掉頭飛回北京，因爲據稱國內有一些“緊急事務”需要他解决。
是什麽緊急事務？答案在9日晚上揭曉：中國政府宣布以4萬億元（人民幣，約8854億新元）分兩年推動10項措施刺激經濟。看來，就在謝旭人啓程飛往秘魯後，北京收到一系列經濟數字，顯示情况大大不妙，中國經濟在急速下滑，于是急召財長回國，討論如何爲正在失去動力的經濟火車頭加幾把乾柴。
其實，北京本來就會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歷來是觀察中國下一年經濟政策的風向標，如今在會議舉行前就大事宣布財經政策大調整與大規模投資計劃，前所未見，足以說明形勢之嚴峻，也是爲昨天（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G20金融峰會做好鋪墊，降低歐美對中國出手救市的期望，消解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赴會所面對的壓力。（新加坡《聯合早報》）
2、擴大投資拉動內需 積極財政政策重新啓動
中國政府宣布兩年投資4萬億元經濟刺激，表明中國財政政策從穩健轉向積極，貨幣政策由緊縮轉向適度寬鬆，經濟工作的重點也由“防通脹”變成了“保增長”。（廣東金羊網）
積極的財政政策曾是中國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及國內特大洪灾衝擊的主要做法，在貨幣政策中使用“寬鬆”字眼也是10多年來第一次，尤其是經濟刺激十項方案中有九條與擴大投資相關，這表明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已經成爲保增長的主要手段。而增支、减稅、擴張信貸“三管齊下”，更是顯示了政府對投資的支持力度。正如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說，財政和貨幣政策雙轉向是中國應對當前金融危機一次及時的重大政策調整。（浙江在綫網）
3、擴大內需“十六字訣” 中國明年“保八”不成問題 就在擊出4萬億元（人民幣）重拳的第二天（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緊急召集各省市政府一把手聚京開會，詳解“快、重、准、狠”的擴大內需16字要求。溫家寶反復强調，對于高層前天宣布的促進經濟增長的10條措施，各地各部門“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實”。這些提法乃是首次出現，顯見中國政府不惜一切救經濟的决心。這顯然也是政治總動員，要求地方大員深入領會中央經濟新政主旨，抓好10大措施的落實，以免貽誤時機。（日本《東方時報》）
輿論一般認爲，中國政府“出手快”、“出拳重”，正在采取近10年來最“令人振奮”的經濟刺激方案應對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政策力度甚至較亞洲金融危機時還要大，尤其是4萬億元資金數目之龐大，更爲歷史所僅見。從抗擊亞洲金融風暴時的經驗來看，增加財政支出對于刺激投資拉動內需和經濟刺激增長的短期效果非常明顯。有理由相信，經濟刺激方案將爲中國未來一個時期的經濟運行定下基調，今後幾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思路也很可能將在這個冬天定型。而且，各部門落實投資計劃的行動之迅速也屬罕見，用國家發改委一位官員的話來說“速度之快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其實，中國政府對于全球經濟情勢已有清楚研判，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中，出口非中國所能掌控，擴大投資以拉動內需，無疑是當前救經濟最可行之策。有經濟分析師認爲，經濟刺激方案將有“立竿見影”之效，4萬億投資可拉動明年GDP約1.8個百分點，中國“保八”將不成問題。（香港中評網）
對所有國家的政府來說，維持經濟高速增長，不僅是經濟工作，也是政治工作，但對中國而言，經濟高速增長的政治意義更甚于一切。有人舉例說，日本可以將近20年陷入低或者零經濟增長，社會仍然平穩運行如常，反觀中國，如果達不到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最弱勢群體根本分不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很可能會引爆不滿和社會動亂。最近中國三個不同城市在短短一個星期內爆發出租車罷運潮，說明了日子一旦比較難過，早早埋下的定時炸彈就會突然接連爆發。（新加坡《聯合早報》）
二、拉動經濟靠內需 發展模式加速轉型
1、外需熄火投資减速 中國不再甘當“世界工廠”
在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衝擊下，從珠三角、長三角向東南沿海地區不斷蔓延開來的倒閉、裁員和减薪潮，使不少企業提前“入冬”。儘管官員與輿論界還在辯論是否存在企業“倒閉潮”問題，但官方數據證實，今年1至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面18.3%，同比擴大2個百分點。珠三角、長三角及西部地區部分中小企業出現停産、半停産。近幾年如脫繮野馬般狂奔的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靠的是投資與出口的拉動力，如今，對外貿的過度依賴已經到了必須檢討的時候。（香港《文匯報》）
對于處在高增長階段，而也習慣不斷增長的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减速所傳來的痛感比發達國家更甚。應對危機，從政府官員到經濟學家幾乎都開出同樣的藥方：加速經濟轉型，减低對外依存度，提高內需對國內生産總值（GDP）的貢獻率，提振消費。當前，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是外需，投資、內需，但外需熄火，投資减速，就只能看內需了。（北京中國網）
11月9日頒布的“國十條”計劃以4萬億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實質上是中國由外向型經濟過渡到內向型經濟的戰略大轉移。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只是金融危機使這一戰略顯得更加迫切。由于出口市場萎縮，中國沿海省份以出口産品製造和加工爲主的大小企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一些工廠紛紛倒閉，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再也不能過于依賴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其發展目標再也不能滿足于充當“世界工廠”的角色。（新加坡《聯合早報》）
2、投資對象重在民生 奠定中國未來發展基礎
應當看到，四萬億投資的目的絕不只是爲了保持增長速度這一個目標。應該看到，儘管宏觀經濟政策已經轉向，但國內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幷未解决，政府占據資源過多，經濟結構畸輕畸重，民衆消費能力低下一直是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由出口和投資導向到消費導向的轉型也還遠未完成。因此，調整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性指導方針。
從“國十條”來看，投資對象涉及十大領域，包括醫療、廉價住房、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另外還有環保項目、科技創新、文教設施等，民生項目顯然占據主導地位，除了有助于止住經濟下滑的勢頭，更是立足經濟長遠發展的奠基之舉，爲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山東《大衆日報》）
3、危機就是改革契機 經濟轉型開始“二次革命”
外界一般將“國十條”解讀爲中國版的經濟刺激計劃。在某種程度上，幷沒有全面準確地反映政策制定者的良苦用心和“國十條”真正的精髓和內涵。這一系列的舉措，貫穿著四條主綫，那就是：民生是根本，轉型是目的，增長是保障，改革是動力，意義之重大遠非“經濟刺激計劃”可以涵蓋。毫無疑問，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二次革命”，對中國的意義絕不亞于30年前啓動的改革。如果說30年前的改革改變了中國國力貧窮積弱的局面，爲當代中國創造了非凡的器物文明；那麽，目前要進行的這場戰役則决定了中國未來能否在産業升級、財富分配、制度文明等方面實現實質性躍遷，能否讓經濟發展更加惠及普通民衆，讓民衆分享更多繁榮，其成敗攸關未來30年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和在全球産業鏈中的地位。因此，從出臺的特殊背景和中國改革變遷的路徑來看，“國十條”既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特別法案，也可說是中國經濟被迫再次轉型的關鍵之役。（上海《東方早報》）
但這次轉型，面臨的複雜形勢和困難絕不亞于30年前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3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但在一些領域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在改革的初期可能成爲改革的動力，但當其自身利益越來越龐大的時候，就可能成爲改革的阻力。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尚未完成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在民生領域欠賬累累，和這些“利益集團”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外在壓力迫使“利益集團”讓步，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路也許還很漫長。事實上，近期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中國的背景下，國內財經學者在憂慮之外，又隱然有種自信情緒，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中國經濟轉型難得的契機，爲中國改革提供了新的推動力。（北京新華網）
三、爲全球經濟負責 救中國就是救世界
1、“救美”方案另闢蹊徑 中國投資計劃意義深遠
此次由美國擴散至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輿論圍繞中國在此次危機中的角色問題的討論，一直糾纏于中國要拿出多少外匯儲備來“救美”、怎樣“救美”，比如購買美國的國債，爲美國政府提供充足的資金去拯救金融體系；或者索性直接用外匯儲備來購買美國金融機構的股份和其他金融資産。中國似乎已經陷入左支右絀、別無選擇的困境，不“救美”而放任美國的金融市場崩潰，中國的外匯儲備會有更大損失，如果“救美”，外匯儲備又會大幅貶值。總而言之，似乎除了“救美”，中國就沒有其他選擇。（新加坡《聯合早報》）
可是，中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對內投資刺激經濟的方案，顯然意味著决策層幷沒有被這些議論的狹隘視野所局限，而認爲投資國內是更爲緊迫、更爲重要、也更有效益的事情。從投資收益來看，相對于投資風險非常大的美國金融市場，中國自身的資産無疑更具投資價值。這從一些商業嗅覺敏銳的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狀况可以看出大概，比如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的7月，美國“强生”公司以23億元人民幣收購了中國的化妝品企業“大寶”；8月底，美國飲料業巨頭“可口可樂”宣稱要花費24億美元巨資收購中國最大的果汁飲料企業“匯源”；近期亦有美資對“雙彙集團”興趣濃厚，等等。
因此有學者指出，儘管美國幾乎已經20年一貫地成了資金的淨流入國，但就是在最近這20年中，美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却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向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輸出資金；中國人不能再“捧著金碗要飯吃”，認爲“外國的月亮一定比中國圓”，自己有資金不投向本國有潜力的企業以獲取更高的收益，却過于迷信美國債券和股票的投資價值。中國對于投資的方向，對于“救美”的責任與義務必須有一種全面的觀察和常識。開放當然極爲重要，但這幷不意味著就要放弃判斷投資價值和討價還價的基本常識。（泰國《世界日報》）
面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最高决策層正式確立了“救中國就是救世界”的戰略，顯示出明確的政治方向感和獨立設置議程的能力。其實，中國好了，世界就有指望。因此，中國“向內看”就是“向外看”和“向前看”，這才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此次4萬億對內投資案，標志著中國已經告別一個爲開放而開放的時代，而進入了一個自信而精明地開放的時代。（香港中評網）
2、中國大手筆保增長 救市方案力度遠超各國
實際上，很多人低估了中國擴大內需措施的深遠意義。作爲世界經濟的另外一個火車頭，中國保持高速增長將遏制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因此，中國出手救股市保增長的方式雖然不符合西方社會的預期——不是拿外儲去購買外國資産，而是擴大投資拉動國內需求，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却讓各國現有經濟刺激方案相形見絀。
長期在聯合國工作的洪平凡博士從全球經濟的角度分析說，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9月份金融危機集中爆發時期，各國政府基本上是各自爲政，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各國救市措施缺乏協調。10月份之後，當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幷影響實體經濟之後，各國政府的做法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些具有全球性系統性的方案出臺，但是這些政策都是以穩定金融市場、直接注資銀行填補窟窿爲主要目的，沒有刺激實際經濟增長的措施，救助的力度遠遠不够。因此，中國版的救市方案無疑更受世界媒體的好評。
而且中國經濟刺激方案手筆之大，無疑讓世界各國感到驚喜。相較美國“空頭支票”多于實際支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而且日本和德國提出的經濟計劃分別只有515億美元和299億美元，顯然真金白銀的4萬億，是其他大國所無力做到的。難怪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稱這一方案不但對中國經濟來說是個“非常好的”消息，對東亞地區來說是“非常好的”消息，對全世界來說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香港中評網）
3、救中國就是救世界 中國應有20國峰會話語權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刺激方案的出臺，提振了人們對世界經濟的信心，這對于儘快擺脫金融危機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舉足輕重，中國政府的措施，正是在危機環境中爲提振全球信心下的一劑良藥。在中國政府經濟刺激計劃出臺的當天，全球股市應聲而漲，這已初步顯示了其效果。正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說，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的嚴峻形勢，中國首要任務就是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出現大的起落。實現這個目標，既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北京中國經濟網）
11月15日，20國集團在華盛頓舉行峰會，討論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會議。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在全球經濟一片愁雲慘霧的形勢下，北京出臺的救市方案自然就顯得不同凡響。中國也許認爲有必要讓世界再次看到，它不僅具備自救的能力，而且其穩定與發展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實質性貢獻。因此，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有理由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中評網）
四、各地爭相跑項目 警惕亂投資大躍進
1、發改委前人頭攢動 “跑部錢進”之風甚囂塵上
4萬億元的投資“蛋糕”甫一出爐，國家發改委10日又開會要求，在今年剩餘的50天內把新增的1000億元投資“撥下去”、“花出去”，幷儘快對明後兩年將近1萬億元的投資做出安排，落實到項目和部門。因此，各個地方都在都專門成立向中央要錢、申請項目資金領導小組，一些省市區領導公開要求本轄區地市政府必須抓住“機遇”，爭取中央更多資金，快速上馬項目。
主管投資“分蛋糕”的發改委一時間門庭若市，來自各省市的發改委、招商局官員以及全國企業的各級項目“競跑者”，幾乎踏破了發改委的門檻，希望率先從中分得一杯羹。這幾天，發改委周邊的酒店賓館全部客滿，連周圍胡同的地下室也住滿各方來客，“全是各省市來跑項目的”。（香港《大公報》）
而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當前，果斷出手加大投資建設，這是外貿、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中見效最快之舉。在擴大投資的“大氣候”下，爲利用當前的有利時機，一些地方過去那些“半死不活”的項目被迅速激活，而那些以“跑部錢進”備受非議的駐京辦，極可能充當此輪攻關破障的“急先鋒”。（湖南紅網）
2、集中投資倉促上馬 政績工程恐將死灰復燃
其實，各地政府和企業在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具體操作細則尚未出臺之前，打馬進京，用意極爲明顯，無非是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具體支出方案决議之前，影響决策。（上海東方網）
而某些地方政府通過游說一旦獲得投資，從歷史情况來看，在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情况下，爲了追求政績，這種集中的投資、倉促上馬，很可能將資金用于短期見效快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甚至可能引發上世紀90年代的重複建設和豆腐渣工程。如果出現這種情况，則4萬億的投入不僅不能帶來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不能確保民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反而會引發投資灾難，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周期中貽誤經濟轉型的大局。（北京《新京報》）
3、四萬億投資大蛋糕 考驗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十項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措施出臺，4萬億的投資計劃振奮人心。僅僅5天以後，11月10日，國家發改委召開緊急會議，貫徹落實國務院部署，安排新增長1000億元政府投資工作，而第二天又傳出消息稱千億元投資已分配至11個部委。如此高的效率史上罕見，這樣的效率讓我們看到了中央政府的决心和推行的力度。
顯然，“國十條”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執行環節中，每一個項目的選擇、每一個項目的投資，如何操作才能實現中央投資的總體目標。4萬個億的投資計劃剛一出臺，就有人開始猜測蛋糕如何分的問題。如何分和如何公平的分恰好反映的是各地方政府的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是這些年來政府依法行政和政府法治建設的成效。（上海解放網）
4萬個億的政府投資用于拉動內需，表面上看是政府的“救市”計劃，是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但是在實際的落實與執行過程中就變成了對很多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全方位考驗，或者進一步說，就是變成了對政府各職能部門依法行政能力的全方位考驗。我們知道，一個法治化的政府必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設計來規範政府的决策、執行和監督行爲，來保障社會的公平，保障國家發展總體目標的實現。如此大規模的投資計劃要想真正實現宏觀調控的總體目標必然與各級政府的運行方式密切相關。（天津北方網）
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概念已經提出多年，而且經過這些年的努力，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也已基本健全和完善，比如涉及到政府决策行爲的信息公開條例、聽證制度等；涉及到政府投資行爲的行政許可法、招投標法、政府采購法、反壟斷法等；涉及到政府監督管理的審計法、土地法、環評法等；還有更多相關的行政程序、預防腐敗等法律制度設計。但這只是保障中央政府投資總體目標實現的基本條件，關鍵是這些能够起到規範和監督政府投資行爲的法律制度，以及與之有關的各職能部門，能否像4萬個億激發起了政府的投資熱情一樣，也被激發起來，從而使其在政府决策和决策執行的過程中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對此，不能不保持一個相對理性的態度。（北京《法制日報》）
http://chinareviewnews.net/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37&kindid=711&docid=100802390&mdate=1117045058
在全球經濟一片愁雲慘霧的形勢下，各國千呼萬喚之中，11月9日，中國國務院宣布十項刺激經濟措施，未來兩年共計投入4萬億人民幣擴大投資拉動內需，標志著中國政府正式出手救市，而且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雙雙轉向也是中國應對當前金融危機一次及時的重大政策調整。輿論認爲，中國也許認爲有必要讓世界再次看到，它不僅具備自救的能力，而且其穩定與發展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實質性貢獻。因此，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有理由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本社匯選有關論點，供讀者參考。（評論員：季 實）
一、四萬億刺激經濟 防通脹變成保增長
1、經濟形勢空前嚴峻 中國爲經濟車頭加乾柴
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的背景下，在各國的殷切期盼中，鬆動“從緊”已久的貨幣政策，未來兩年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約爲5880億美元）拉動內需，中國政府涵蓋基礎設施建設和减輕企業稅負在內的經濟刺激十項方案（國十條）終于在11月9日出臺。（香港中評網）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日前承認，中國經濟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嚴重程度遠遠超出預期。這番話其實早就有迹可尋。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届財長會議本月6日在秘魯城市特魯希略閉幕時，前一天坐了32個小時的飛機飛抵特魯希略的中國財政部長謝旭人不見踪影。原來，他下飛機沒多久就掉頭飛回北京，因爲據稱國內有一些“緊急事務”需要他解决。
是什麽緊急事務？答案在9日晚上揭曉：中國政府宣布以4萬億元（人民幣，約8854億新元）分兩年推動10項措施刺激經濟。看來，就在謝旭人啓程飛往秘魯後，北京收到一系列經濟數字，顯示情况大大不妙，中國經濟在急速下滑，于是急召財長回國，討論如何爲正在失去動力的經濟火車頭加幾把乾柴。
其實，北京本來就會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歷來是觀察中國下一年經濟政策的風向標，如今在會議舉行前就大事宣布財經政策大調整與大規模投資計劃，前所未見，足以說明形勢之嚴峻，也是爲昨天（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G20金融峰會做好鋪墊，降低歐美對中國出手救市的期望，消解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赴會所面對的壓力。（新加坡《聯合早報》）
2、擴大投資拉動內需 積極財政政策重新啓動
中國政府宣布兩年投資4萬億元經濟刺激，表明中國財政政策從穩健轉向積極，貨幣政策由緊縮轉向適度寬鬆，經濟工作的重點也由“防通脹”變成了“保增長”。（廣東金羊網）
積極的財政政策曾是中國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及國內特大洪灾衝擊的主要做法，在貨幣政策中使用“寬鬆”字眼也是10多年來第一次，尤其是經濟刺激十項方案中有九條與擴大投資相關，這表明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已經成爲保增長的主要手段。而增支、减稅、擴張信貸“三管齊下”，更是顯示了政府對投資的支持力度。正如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說，財政和貨幣政策雙轉向是中國應對當前金融危機一次及時的重大政策調整。（浙江在綫網）
3、擴大內需“十六字訣” 中國明年“保八”不成問題 就在擊出4萬億元（人民幣）重拳的第二天（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緊急召集各省市政府一把手聚京開會，詳解“快、重、准、狠”的擴大內需16字要求。溫家寶反復强調，對于高層前天宣布的促進經濟增長的10條措施，各地各部門“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實”。這些提法乃是首次出現，顯見中國政府不惜一切救經濟的决心。這顯然也是政治總動員，要求地方大員深入領會中央經濟新政主旨，抓好10大措施的落實，以免貽誤時機。（日本《東方時報》）
輿論一般認爲，中國政府“出手快”、“出拳重”，正在采取近10年來最“令人振奮”的經濟刺激方案應對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政策力度甚至較亞洲金融危機時還要大，尤其是4萬億元資金數目之龐大，更爲歷史所僅見。從抗擊亞洲金融風暴時的經驗來看，增加財政支出對于刺激投資拉動內需和經濟刺激增長的短期效果非常明顯。有理由相信，經濟刺激方案將爲中國未來一個時期的經濟運行定下基調，今後幾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思路也很可能將在這個冬天定型。而且，各部門落實投資計劃的行動之迅速也屬罕見，用國家發改委一位官員的話來說“速度之快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其實，中國政府對于全球經濟情勢已有清楚研判，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中，出口非中國所能掌控，擴大投資以拉動內需，無疑是當前救經濟最可行之策。有經濟分析師認爲，經濟刺激方案將有“立竿見影”之效，4萬億投資可拉動明年GDP約1.8個百分點，中國“保八”將不成問題。（香港中評網）
對所有國家的政府來說，維持經濟高速增長，不僅是經濟工作，也是政治工作，但對中國而言，經濟高速增長的政治意義更甚于一切。有人舉例說，日本可以將近20年陷入低或者零經濟增長，社會仍然平穩運行如常，反觀中國，如果達不到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最弱勢群體根本分不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很可能會引爆不滿和社會動亂。最近中國三個不同城市在短短一個星期內爆發出租車罷運潮，說明了日子一旦比較難過，早早埋下的定時炸彈就會突然接連爆發。（新加坡《聯合早報》）
二、拉動經濟靠內需 發展模式加速轉型
1、外需熄火投資减速 中國不再甘當“世界工廠”
在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衝擊下，從珠三角、長三角向東南沿海地區不斷蔓延開來的倒閉、裁員和减薪潮，使不少企業提前“入冬”。儘管官員與輿論界還在辯論是否存在企業“倒閉潮”問題，但官方數據證實，今年1至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面18.3%，同比擴大2個百分點。珠三角、長三角及西部地區部分中小企業出現停産、半停産。近幾年如脫繮野馬般狂奔的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靠的是投資與出口的拉動力，如今，對外貿的過度依賴已經到了必須檢討的時候。（香港《文匯報》）
對于處在高增長階段，而也習慣不斷增長的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减速所傳來的痛感比發達國家更甚。應對危機，從政府官員到經濟學家幾乎都開出同樣的藥方：加速經濟轉型，减低對外依存度，提高內需對國內生産總值（GDP）的貢獻率，提振消費。當前，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是外需，投資、內需，但外需熄火，投資减速，就只能看內需了。（北京中國網）
11月9日頒布的“國十條”計劃以4萬億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實質上是中國由外向型經濟過渡到內向型經濟的戰略大轉移。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只是金融危機使這一戰略顯得更加迫切。由于出口市場萎縮，中國沿海省份以出口産品製造和加工爲主的大小企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一些工廠紛紛倒閉，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再也不能過于依賴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其發展目標再也不能滿足于充當“世界工廠”的角色。（新加坡《聯合早報》）
2、投資對象重在民生 奠定中國未來發展基礎
應當看到，四萬億投資的目的絕不只是爲了保持增長速度這一個目標。應該看到，儘管宏觀經濟政策已經轉向，但國內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幷未解决，政府占據資源過多，經濟結構畸輕畸重，民衆消費能力低下一直是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由出口和投資導向到消費導向的轉型也還遠未完成。因此，調整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戰略性指導方針。
從“國十條”來看，投資對象涉及十大領域，包括醫療、廉價住房、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另外還有環保項目、科技創新、文教設施等，民生項目顯然占據主導地位，除了有助于止住經濟下滑的勢頭，更是立足經濟長遠發展的奠基之舉，爲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山東《大衆日報》）
3、危機就是改革契機 經濟轉型開始“二次革命”
外界一般將“國十條”解讀爲中國版的經濟刺激計劃。在某種程度上，幷沒有全面準確地反映政策制定者的良苦用心和“國十條”真正的精髓和內涵。這一系列的舉措，貫穿著四條主綫，那就是：民生是根本，轉型是目的，增長是保障，改革是動力，意義之重大遠非“經濟刺激計劃”可以涵蓋。毫無疑問，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二次革命”，對中國的意義絕不亞于30年前啓動的改革。如果說30年前的改革改變了中國國力貧窮積弱的局面，爲當代中國創造了非凡的器物文明；那麽，目前要進行的這場戰役則决定了中國未來能否在産業升級、財富分配、制度文明等方面實現實質性躍遷，能否讓經濟發展更加惠及普通民衆，讓民衆分享更多繁榮，其成敗攸關未來30年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和在全球産業鏈中的地位。因此，從出臺的特殊背景和中國改革變遷的路徑來看，“國十條”既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特別法案，也可說是中國經濟被迫再次轉型的關鍵之役。（上海《東方早報》）
但這次轉型，面臨的複雜形勢和困難絕不亞于30年前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3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但在一些領域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在改革的初期可能成爲改革的動力，但當其自身利益越來越龐大的時候，就可能成爲改革的阻力。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尚未完成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在民生領域欠賬累累，和這些“利益集團”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外在壓力迫使“利益集團”讓步，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路也許還很漫長。事實上，近期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中國的背景下，國內財經學者在憂慮之外，又隱然有種自信情緒，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中國經濟轉型難得的契機，爲中國改革提供了新的推動力。（北京新華網）
三、爲全球經濟負責 救中國就是救世界
1、“救美”方案另闢蹊徑 中國投資計劃意義深遠
此次由美國擴散至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輿論圍繞中國在此次危機中的角色問題的討論，一直糾纏于中國要拿出多少外匯儲備來“救美”、怎樣“救美”，比如購買美國的國債，爲美國政府提供充足的資金去拯救金融體系；或者索性直接用外匯儲備來購買美國金融機構的股份和其他金融資産。中國似乎已經陷入左支右絀、別無選擇的困境，不“救美”而放任美國的金融市場崩潰，中國的外匯儲備會有更大損失，如果“救美”，外匯儲備又會大幅貶值。總而言之，似乎除了“救美”，中國就沒有其他選擇。（新加坡《聯合早報》）
可是，中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對內投資刺激經濟的方案，顯然意味著决策層幷沒有被這些議論的狹隘視野所局限，而認爲投資國內是更爲緊迫、更爲重要、也更有效益的事情。從投資收益來看，相對于投資風險非常大的美國金融市場，中國自身的資産無疑更具投資價值。這從一些商業嗅覺敏銳的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狀况可以看出大概，比如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的7月，美國“强生”公司以23億元人民幣收購了中國的化妝品企業“大寶”；8月底，美國飲料業巨頭“可口可樂”宣稱要花費24億美元巨資收購中國最大的果汁飲料企業“匯源”；近期亦有美資對“雙彙集團”興趣濃厚，等等。
因此有學者指出，儘管美國幾乎已經20年一貫地成了資金的淨流入國，但就是在最近這20年中，美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却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向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輸出資金；中國人不能再“捧著金碗要飯吃”，認爲“外國的月亮一定比中國圓”，自己有資金不投向本國有潜力的企業以獲取更高的收益，却過于迷信美國債券和股票的投資價值。中國對于投資的方向，對于“救美”的責任與義務必須有一種全面的觀察和常識。開放當然極爲重要，但這幷不意味著就要放弃判斷投資價值和討價還價的基本常識。（泰國《世界日報》）
面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最高决策層正式確立了“救中國就是救世界”的戰略，顯示出明確的政治方向感和獨立設置議程的能力。其實，中國好了，世界就有指望。因此，中國“向內看”就是“向外看”和“向前看”，這才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此次4萬億對內投資案，標志著中國已經告別一個爲開放而開放的時代，而進入了一個自信而精明地開放的時代。（香港中評網）
2、中國大手筆保增長 救市方案力度遠超各國
實際上，很多人低估了中國擴大內需措施的深遠意義。作爲世界經濟的另外一個火車頭，中國保持高速增長將遏制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因此，中國出手救股市保增長的方式雖然不符合西方社會的預期——不是拿外儲去購買外國資産，而是擴大投資拉動國內需求，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却讓各國現有經濟刺激方案相形見絀。
長期在聯合國工作的洪平凡博士從全球經濟的角度分析說，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9月份金融危機集中爆發時期，各國政府基本上是各自爲政，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各國救市措施缺乏協調。10月份之後，當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幷影響實體經濟之後，各國政府的做法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些具有全球性系統性的方案出臺，但是這些政策都是以穩定金融市場、直接注資銀行填補窟窿爲主要目的，沒有刺激實際經濟增長的措施，救助的力度遠遠不够。因此，中國版的救市方案無疑更受世界媒體的好評。
而且中國經濟刺激方案手筆之大，無疑讓世界各國感到驚喜。相較美國“空頭支票”多于實際支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而且日本和德國提出的經濟計劃分別只有515億美元和299億美元，顯然真金白銀的4萬億，是其他大國所無力做到的。難怪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稱這一方案不但對中國經濟來說是個“非常好的”消息，對東亞地區來說是“非常好的”消息，對全世界來說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香港中評網）
3、救中國就是救世界 中國應有20國峰會話語權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刺激方案的出臺，提振了人們對世界經濟的信心，這對于儘快擺脫金融危機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舉足輕重，中國政府的措施，正是在危機環境中爲提振全球信心下的一劑良藥。在中國政府經濟刺激計劃出臺的當天，全球股市應聲而漲，這已初步顯示了其效果。正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說，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的嚴峻形勢，中國首要任務就是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出現大的起落。實現這個目標，既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北京中國經濟網）
11月15日，20國集團在華盛頓舉行峰會，討論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會議。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在全球經濟一片愁雲慘霧的形勢下，北京出臺的救市方案自然就顯得不同凡響。中國也許認爲有必要讓世界再次看到，它不僅具備自救的能力，而且其穩定與發展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實質性貢獻。因此，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有理由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中評網）
四、各地爭相跑項目 警惕亂投資大躍進
1、發改委前人頭攢動 “跑部錢進”之風甚囂塵上
4萬億元的投資“蛋糕”甫一出爐，國家發改委10日又開會要求，在今年剩餘的50天內把新增的1000億元投資“撥下去”、“花出去”，幷儘快對明後兩年將近1萬億元的投資做出安排，落實到項目和部門。因此，各個地方都在都專門成立向中央要錢、申請項目資金領導小組，一些省市區領導公開要求本轄區地市政府必須抓住“機遇”，爭取中央更多資金，快速上馬項目。
主管投資“分蛋糕”的發改委一時間門庭若市，來自各省市的發改委、招商局官員以及全國企業的各級項目“競跑者”，幾乎踏破了發改委的門檻，希望率先從中分得一杯羹。這幾天，發改委周邊的酒店賓館全部客滿，連周圍胡同的地下室也住滿各方來客，“全是各省市來跑項目的”。（香港《大公報》）
而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當前，果斷出手加大投資建設，這是外貿、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中見效最快之舉。在擴大投資的“大氣候”下，爲利用當前的有利時機，一些地方過去那些“半死不活”的項目被迅速激活，而那些以“跑部錢進”備受非議的駐京辦，極可能充當此輪攻關破障的“急先鋒”。（湖南紅網）
2、集中投資倉促上馬 政績工程恐將死灰復燃
其實，各地政府和企業在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具體操作細則尚未出臺之前，打馬進京，用意極爲明顯，無非是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具體支出方案决議之前，影響决策。（上海東方網）
而某些地方政府通過游說一旦獲得投資，從歷史情况來看，在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情况下，爲了追求政績，這種集中的投資、倉促上馬，很可能將資金用于短期見效快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甚至可能引發上世紀90年代的重複建設和豆腐渣工程。如果出現這種情况，則4萬億的投入不僅不能帶來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不能確保民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反而會引發投資灾難，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周期中貽誤經濟轉型的大局。（北京《新京報》）
3、四萬億投資大蛋糕 考驗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十項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措施出臺，4萬億的投資計劃振奮人心。僅僅5天以後，11月10日，國家發改委召開緊急會議，貫徹落實國務院部署，安排新增長1000億元政府投資工作，而第二天又傳出消息稱千億元投資已分配至11個部委。如此高的效率史上罕見，這樣的效率讓我們看到了中央政府的决心和推行的力度。
顯然，“國十條”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執行環節中，每一個項目的選擇、每一個項目的投資，如何操作才能實現中央投資的總體目標。4萬個億的投資計劃剛一出臺，就有人開始猜測蛋糕如何分的問題。如何分和如何公平的分恰好反映的是各地方政府的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是這些年來政府依法行政和政府法治建設的成效。（上海解放網）
4萬個億的政府投資用于拉動內需，表面上看是政府的“救市”計劃，是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但是在實際的落實與執行過程中就變成了對很多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全方位考驗，或者進一步說，就是變成了對政府各職能部門依法行政能力的全方位考驗。我們知道，一個法治化的政府必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設計來規範政府的决策、執行和監督行爲，來保障社會的公平，保障國家發展總體目標的實現。如此大規模的投資計劃要想真正實現宏觀調控的總體目標必然與各級政府的運行方式密切相關。（天津北方網）
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概念已經提出多年，而且經過這些年的努力，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也已基本健全和完善，比如涉及到政府决策行爲的信息公開條例、聽證制度等；涉及到政府投資行爲的行政許可法、招投標法、政府采購法、反壟斷法等；涉及到政府監督管理的審計法、土地法、環評法等；還有更多相關的行政程序、預防腐敗等法律制度設計。但這只是保障中央政府投資總體目標實現的基本條件，關鍵是這些能够起到規範和監督政府投資行爲的法律制度，以及與之有關的各職能部門，能否像4萬個億激發起了政府的投資熱情一樣，也被激發起來，從而使其在政府决策和决策執行的過程中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對此，不能不保持一個相對理性的態度。（北京《法制日報》）
打工經濟受重創 農民工成最大邊緣群
"Migrant worker economy" hit hard, rural migrant workers becoming the biggest disadvantaged group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8/0/1/7/10080173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01738
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對許多地區來講，農民工外出打工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即“打工經濟”。如重慶農村目前每年輸出勞動力近700萬，這些農民工在為打工地創造財富的同時，每年也會給重慶市帶來上百億的收入。在河南東北部的農業大縣，農民工轉移的收入佔農民純收入的60％以上。而河南1700萬農民工，按每人每年平均打工收入1萬元計算，就是1700個億。
據文匯報報道，有專家稱，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中國內地農村，人們在談論華爾街金融精英失業的同時，卻很少想到中國倒閉企業所造成的失業者很少是“精英”階層。“農民工返鄉潮”說明經濟危機開始波及佔中國地域最廣闊、擁有人口最多、發展最緩慢、平均經濟條件最差的廣大農村和農民。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將縮減，進而影響農村的消費。國家最近幾年才剛剛引導起來的龐大市場，眼下或此後可能會再度陷入疲軟。而國家擴大內需的導向，卻會被裝入農民空空的衣兜，這樣又將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
“農民工”即農民工人，是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是農業戶口，但從事著非農業的工作；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傳統意義上講，他們既不是真正的農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是一種“邊緣人”。他們通常是城市被僱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產業工人中人數最大的群體，2008年，內地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1億。但由於戶籍制的存在，這一群體並不能享受到因城市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社會福利。
農民工失業 易引社會動盪
江西人歐曉林是返鄉大軍中的一員。他原在深圳寶安區一家小型洗水廠做鉗工，由於今年工廠的美國客戶紛紛減少採購量，工廠訂單急劇減經營，老闆為了改變局面，嘗試做內銷，但由於原本外銷的服裝檔次較高，轉內銷後國內市場無法消化，到了今年9月工廠徹底陷入困境，老闆亦突然不知去向，全廠100多工人不但賠償金無法拿到，最後兩個月的工資也打了水漂。
歐曉林稱，工人們到勞動部門申訴無果，只好認倒霉開始陸續返鄉，臨走時每人帶走一大摞牛仔褲。
據悉，在珠三角像歐曉林這樣因工廠倒閉而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比皆是。據勞動部門統計，今年上半年廣東省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受理勞資糾紛案件同比增加47%。3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宗數、人數同比上升了65%和60%；各級勞動仲裁機構立案處理數量是去年同期的2.9倍。前七月，全省共處理勞動爭議案件15.1萬宗，約佔全國案件總數的四分一，為去年案件總數的125%。
城市“新貧民” 農村“新遊民”
更有專家警告，隨著被迫返鄉和不肯返鄉的農民工越來越多，如果地方政府不想法幫其找到出路，這些沒有高等學歷、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穩定收入，實際上已經失地又失業的群體就可能成為城市的“新貧民”和農村“新遊民”，甚至會引發社會動盪。
農民工第二代：沒有退路的城市新族群
他們的年齡從兩、三歲到二、三十歲；他們常常踟躅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眼神狂躁而迷茫……他們是農民工流動人口中的第二代，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城市與家鄉的割裂在他們身上更難統一。而在這場被迫的返鄉大潮中，他們何去何從更讓人迷惘。
農民工子女：分不清韭菜麥子
農民工流動人口第二代主要包括兩種人，一種是自小跟隨外出打工的父母到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子女，一種是生於20世紀80年代，為了“改變生活方式”而到城市打工的新移民。
對於農民工子女，這些孩子自小生活在城市邊緣，有的甚至根本就出生在城市裡。他們上的是農民工子弟小學，看的是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他們很多人的記憶裡只有城市生活的種種，卻根本記不得家鄉的模樣。在返鄉大潮下，這些孩子將被迫跟隨父母回到陌生的家鄉，可回去後做什麼？種地麼？我們採訪到的一位農民工就說，他的孩子們“連韭菜和麥子都分不清楚”。
城市新移民：死也不要回農村
相對於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赴大城市淘金的先行者，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新農民，更多的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外出打工，因此，他們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願望特別強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認可。來自廣東的調查顯示，儘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
這一族群年齡小，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他們中的很多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甚至出現“月光族”。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他們來城市的目的已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是為了多賺點錢，而是要更好的享受城市生活，做個“城市人”，他們當中常有人說“老家太苦，打死也不回去了”。這不一樣的第二代，他們的出路在哪裡？
一個農民工的憂慮：回家了，幹什麼？
作為一個農民工現在只能回家，我以為我還是比較清楚的。這並不是我們的自由選擇，而是企業倒閉被迫的。拿我來說，回家後起碼短時間我是不會去種地的，更不用說我的孩子了，他們從來就沒有下過地，根本就不知道怎麼種地。他們連韭菜和麥子都分不清。
說實在話，即使我回農村了，我也不會種地。就靠這幾年掙的錢，種一點菜，在老家躲過兩年再說吧……
做工一輩子，頭上還是有“農民”二字
我覺得我們農民工，特別是年齡還不算大的，現在都很迷茫，不知道將來的生活是怎樣的，甚至過了今年不知道明年會在什麼地方？城市裡是不可能接受我們的，就是打上一輩子工，做上一輩子實際上的工人，但頭上還是有“農民”二字。
至於到城市裡買房、子女上學、社會保障、養老，想都不要想。最終我們還是要回自己的家鄉去，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們回去了能幹什麼呢？工業品那麼貴，農產品又那麼賤，況且在工廠裡做慣了的，等老了回去還做得了什麼呢？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8/0/1/7/10080173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01738
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對許多地區來講，農民工外出打工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即“打工經濟”。如重慶農村目前每年輸出勞動力近700萬，這些農民工在為打工地創造財富的同時，每年也會給重慶市帶來上百億的收入。在河南東北部的農業大縣，農民工轉移的收入佔農民純收入的60％以上。而河南1700萬農民工，按每人每年平均打工收入1萬元計算，就是1700個億。
據文匯報報道，有專家稱，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中國內地農村，人們在談論華爾街金融精英失業的同時，卻很少想到中國倒閉企業所造成的失業者很少是“精英”階層。“農民工返鄉潮”說明經濟危機開始波及佔中國地域最廣闊、擁有人口最多、發展最緩慢、平均經濟條件最差的廣大農村和農民。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將縮減，進而影響農村的消費。國家最近幾年才剛剛引導起來的龐大市場，眼下或此後可能會再度陷入疲軟。而國家擴大內需的導向，卻會被裝入農民空空的衣兜，這樣又將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
“農民工”即農民工人，是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是農業戶口，但從事著非農業的工作；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傳統意義上講，他們既不是真正的農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是一種“邊緣人”。他們通常是城市被僱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產業工人中人數最大的群體，2008年，內地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1億。但由於戶籍制的存在，這一群體並不能享受到因城市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社會福利。
農民工失業 易引社會動盪
江西人歐曉林是返鄉大軍中的一員。他原在深圳寶安區一家小型洗水廠做鉗工，由於今年工廠的美國客戶紛紛減少採購量，工廠訂單急劇減經營，老闆為了改變局面，嘗試做內銷，但由於原本外銷的服裝檔次較高，轉內銷後國內市場無法消化，到了今年9月工廠徹底陷入困境，老闆亦突然不知去向，全廠100多工人不但賠償金無法拿到，最後兩個月的工資也打了水漂。
歐曉林稱，工人們到勞動部門申訴無果，只好認倒霉開始陸續返鄉，臨走時每人帶走一大摞牛仔褲。
據悉，在珠三角像歐曉林這樣因工廠倒閉而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比皆是。據勞動部門統計，今年上半年廣東省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受理勞資糾紛案件同比增加47%。3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宗數、人數同比上升了65%和60%；各級勞動仲裁機構立案處理數量是去年同期的2.9倍。前七月，全省共處理勞動爭議案件15.1萬宗，約佔全國案件總數的四分一，為去年案件總數的125%。
城市“新貧民” 農村“新遊民”
更有專家警告，隨著被迫返鄉和不肯返鄉的農民工越來越多，如果地方政府不想法幫其找到出路，這些沒有高等學歷、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穩定收入，實際上已經失地又失業的群體就可能成為城市的“新貧民”和農村“新遊民”，甚至會引發社會動盪。
農民工第二代：沒有退路的城市新族群
他們的年齡從兩、三歲到二、三十歲；他們常常踟躅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眼神狂躁而迷茫……他們是農民工流動人口中的第二代，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城市與家鄉的割裂在他們身上更難統一。而在這場被迫的返鄉大潮中，他們何去何從更讓人迷惘。
農民工子女：分不清韭菜麥子
農民工流動人口第二代主要包括兩種人，一種是自小跟隨外出打工的父母到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子女，一種是生於20世紀80年代，為了“改變生活方式”而到城市打工的新移民。
對於農民工子女，這些孩子自小生活在城市邊緣，有的甚至根本就出生在城市裡。他們上的是農民工子弟小學，看的是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他們很多人的記憶裡只有城市生活的種種，卻根本記不得家鄉的模樣。在返鄉大潮下，這些孩子將被迫跟隨父母回到陌生的家鄉，可回去後做什麼？種地麼？我們採訪到的一位農民工就說，他的孩子們“連韭菜和麥子都分不清楚”。
城市新移民：死也不要回農村
相對於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赴大城市淘金的先行者，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新農民，更多的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外出打工，因此，他們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願望特別強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認可。來自廣東的調查顯示，儘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
這一族群年齡小，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他們中的很多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甚至出現“月光族”。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他們來城市的目的已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是為了多賺點錢，而是要更好的享受城市生活，做個“城市人”，他們當中常有人說“老家太苦，打死也不回去了”。這不一樣的第二代，他們的出路在哪裡？
一個農民工的憂慮：回家了，幹什麼？
作為一個農民工現在只能回家，我以為我還是比較清楚的。這並不是我們的自由選擇，而是企業倒閉被迫的。拿我來說，回家後起碼短時間我是不會去種地的，更不用說我的孩子了，他們從來就沒有下過地，根本就不知道怎麼種地。他們連韭菜和麥子都分不清。
說實在話，即使我回農村了，我也不會種地。就靠這幾年掙的錢，種一點菜，在老家躲過兩年再說吧……
做工一輩子，頭上還是有“農民”二字
我覺得我們農民工，特別是年齡還不算大的，現在都很迷茫，不知道將來的生活是怎樣的，甚至過了今年不知道明年會在什麼地方？城市裡是不可能接受我們的，就是打上一輩子工，做上一輩子實際上的工人，但頭上還是有“農民”二字。
至於到城市裡買房、子女上學、社會保障、養老，想都不要想。最終我們還是要回自己的家鄉去，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們回去了能幹什麼呢？工業品那麼貴，農產品又那麼賤，況且在工廠裡做慣了的，等老了回去還做得了什麼呢？
農民工度過失業衝擊波需政府援手
Government's response needed for migrant workers hit by umployment wave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7/9/4/1/10079418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94183
中評社北京11月8日電／因為出口為主的制造企業大批停產,沿海地區許多民工出現“返鄉潮”。農民工數量龐大,農業部部長孫政才今年8月提供的數據是,2007年中國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為1.5億,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業受到影響,絕對值就將達到2200萬人。
新京報社論稱，農民工處於弱勢地位,在改革三十年史上烙下深重印跡的溫總理為民工討薪的佳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工薪資權利保障的現實。中國很多出口制造企業以壓低生產要素、壓低價格贏得國際競爭,勞動力價格被一壓再壓,這使得農民工多年來處於僅够溫飽,而無法滿足對自己及下一代進行投資的困境,形成低級打工者代際傳遞的貧困鏈條。
迄今為止,農民工仍受縛於土地,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得到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更嚴重的是,一些沿海城市政府要求工廠為農民工繳納社保,農民工一旦返鄉,這筆錢將成為地方政府的又一筆收入。(which local governments?)
如今中國經濟遭受金融危機衝擊,農民工群體遭遇嚴重衝擊。首當其衝的是失業衝擊,香港工業總會會長陳鎮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萬家港資企業中,年底時可能會有四分之一倒閉,而這些工廠所聘用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內地的農民工。
文章表示，農民工失業尚未納入有關部門失業率統計口徑,從表面上看不會形成嚴重的就業問題,然而農民工就業占據了制造業就業的幾乎半壁江山,如今卷鋪蓋回家種地,只能加劇失業情況,城市化進程也會遭到梗阻。
10月28日到3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來到廣東,調研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就業問題。陪同此次調研的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人士透露,“國家希望廣東方面積極穩妥做好倒閉企業的勞動保障工作,地方要做到預警并做好應對”。地方政府需要及時跟蹤企業運營情況,保障在出口經濟失速、大批工廠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失業民工不被欠薪。此外,還應對可能出現的勞資糾紛潮開辟“綠色通道”,以加快解決勞資問題。
文章指出，對於中國經濟與城市化而言,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讓離開土地進入工業鏈條的農民工有光明的就業前景。
目前,政府已開啓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大門,在鐵路、軌道交通等領域投入巨資,解決經濟與就業問題。在大規模基礎建設中,可以更具體地明確農民工就業指標,給予吸納90%以上的民營中小企業提供包括稅收在內的多種優惠扶持,也可以考慮以降低個人所得稅與增值稅轉型的辦法拉動內需,使農民工不至於成為土地與工廠之間的無巢候鳥。這些措施可以成為根治目前農民工失業衝擊波的治本之策。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7/9/4/1/10079418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94183
中評社北京11月8日電／因為出口為主的制造企業大批停產,沿海地區許多民工出現“返鄉潮”。農民工數量龐大,農業部部長孫政才今年8月提供的數據是,2007年中國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為1.5億,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業受到影響,絕對值就將達到2200萬人。
新京報社論稱，農民工處於弱勢地位,在改革三十年史上烙下深重印跡的溫總理為民工討薪的佳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工薪資權利保障的現實。中國很多出口制造企業以壓低生產要素、壓低價格贏得國際競爭,勞動力價格被一壓再壓,這使得農民工多年來處於僅够溫飽,而無法滿足對自己及下一代進行投資的困境,形成低級打工者代際傳遞的貧困鏈條。
迄今為止,農民工仍受縛於土地,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得到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更嚴重的是,一些沿海城市政府要求工廠為農民工繳納社保,農民工一旦返鄉,這筆錢將成為地方政府的又一筆收入。(which local governments?)
如今中國經濟遭受金融危機衝擊,農民工群體遭遇嚴重衝擊。首當其衝的是失業衝擊,香港工業總會會長陳鎮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萬家港資企業中,年底時可能會有四分之一倒閉,而這些工廠所聘用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內地的農民工。
文章表示，農民工失業尚未納入有關部門失業率統計口徑,從表面上看不會形成嚴重的就業問題,然而農民工就業占據了制造業就業的幾乎半壁江山,如今卷鋪蓋回家種地,只能加劇失業情況,城市化進程也會遭到梗阻。
10月28日到3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來到廣東,調研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就業問題。陪同此次調研的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人士透露,“國家希望廣東方面積極穩妥做好倒閉企業的勞動保障工作,地方要做到預警并做好應對”。地方政府需要及時跟蹤企業運營情況,保障在出口經濟失速、大批工廠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失業民工不被欠薪。此外,還應對可能出現的勞資糾紛潮開辟“綠色通道”,以加快解決勞資問題。
文章指出，對於中國經濟與城市化而言,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讓離開土地進入工業鏈條的農民工有光明的就業前景。
目前,政府已開啓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大門,在鐵路、軌道交通等領域投入巨資,解決經濟與就業問題。在大規模基礎建設中,可以更具體地明確農民工就業指標,給予吸納90%以上的民營中小企業提供包括稅收在內的多種優惠扶持,也可以考慮以降低個人所得稅與增值稅轉型的辦法拉動內需,使農民工不至於成為土地與工廠之間的無巢候鳥。這些措施可以成為根治目前農民工失業衝擊波的治本之策。
人社部改革後設25個司局 首設農民工工作司
Chinese Ministry of Personnel and Social Secuirty set up a special divison for migrant workers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7/1/0/2/10071028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10288
中評社香港8月2日電／作為探索大部制改革的部委之一，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內設25個司局，涉及整合的多達13個司局，並新設6個司局。
該部昨日召開組建以來首次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尹成基表示，作為探索部門之一，通過三定方案體現大部門體制，是其重要責任。
新京報報道，據尹成基介紹，根據國務院通過的該部“三定”方案，新設6個司，分別是勞動監察局、農民工工作司、調解仲裁管理司、事業單位人員管理司、政策研究司、人力資源市場司。
勞動監察司的設置，旨在應對隨著勞動者維權意識增强而給勞動部門帶來的工作壓力；調解仲裁管理司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需求而設置；人力資源市場司旨在努力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
此外，事業單位改革已進行多年，此次該部專設事業單位人員管理司，意在集中力量推進事業單位管理。根據該部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該部將配合國務院法制辦修改《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暫行條例》，並盡快制定相關配套政策，研究修改《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獎勵暫行規定》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
據人社部“三定”方案，中國將首次專門針對農民工工作設立一個司。不過，昨天尹成基未詳細介紹該司的職責。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孫潔博士分析，由於農民工具有流動性強、流動量大、勞動關係複雜的特點，單獨設置農民工司，有可能意味著要針對農民工社保問題單獨設計制度，相關政策亦可能獨立。
此外，孫潔認為，考慮到農民工社保關係的轉移接續是整個社保關係轉移接續的難中之難，單獨為其設計社保制度亦有可能為其他不同情況的社保關係轉移接續提供借鑒和經驗積累。
■ 工作安排
●國有薪酬管理
下半年人社部將研究規範國企負責人薪酬管理和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的意見；
●企業工資分配
下半年人社部將改進和加强對企業工資分配的宏觀指導，以工資集體協商為重點，推進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改革；
●社保關係轉移
已經兩次寫進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社保關係轉移接續辦法有望今年出台；
●養老保險改革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正在進行啓動前的準備工作，而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和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正在抓緊制定和徵求意見。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7/1/0/2/10071028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10288
中評社香港8月2日電／作為探索大部制改革的部委之一，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內設25個司局，涉及整合的多達13個司局，並新設6個司局。
該部昨日召開組建以來首次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尹成基表示，作為探索部門之一，通過三定方案體現大部門體制，是其重要責任。
新京報報道，據尹成基介紹，根據國務院通過的該部“三定”方案，新設6個司，分別是勞動監察局、農民工工作司、調解仲裁管理司、事業單位人員管理司、政策研究司、人力資源市場司。
勞動監察司的設置，旨在應對隨著勞動者維權意識增强而給勞動部門帶來的工作壓力；調解仲裁管理司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需求而設置；人力資源市場司旨在努力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
此外，事業單位改革已進行多年，此次該部專設事業單位人員管理司，意在集中力量推進事業單位管理。根據該部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該部將配合國務院法制辦修改《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暫行條例》，並盡快制定相關配套政策，研究修改《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獎勵暫行規定》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
據人社部“三定”方案，中國將首次專門針對農民工工作設立一個司。不過，昨天尹成基未詳細介紹該司的職責。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孫潔博士分析，由於農民工具有流動性強、流動量大、勞動關係複雜的特點，單獨設置農民工司，有可能意味著要針對農民工社保問題單獨設計制度，相關政策亦可能獨立。
此外，孫潔認為，考慮到農民工社保關係的轉移接續是整個社保關係轉移接續的難中之難，單獨為其設計社保制度亦有可能為其他不同情況的社保關係轉移接續提供借鑒和經驗積累。
■ 工作安排
●國有薪酬管理
下半年人社部將研究規範國企負責人薪酬管理和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的意見；
●企業工資分配
下半年人社部將改進和加强對企業工資分配的宏觀指導，以工資集體協商為重點，推進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改革；
●社保關係轉移
已經兩次寫進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社保關係轉移接續辦法有望今年出台；
●養老保險改革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正在進行啓動前的準備工作，而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和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正在抓緊制定和徵求意見。
Wednesday, November 19, 2008
Shanghai illagers get ￥280,000 household as dividend of land leasing and development
上海旗忠村给村民分红1亿元 每户获28万分红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0/004316686694.shtml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31日，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文化活动中心门口。”拿到钞票了伐？”一位红毛衣村妇刚跨进来，迎面而来的另两个村民就这样问道。
在这个“寒冬”来临之前，旗忠村拿出了一亿元巨款分给了村民。全村359户村民，每户都拿到了28万元的“分红”。不过，其名义是“修缮住房借款”，每个村民需要打一张“借条”。
旗忠，以大师杯网球赛所在地而闻名，稍早之前的1980年代，他们就以农民进工厂、住别墅而被称为”华东第一村“。
进入2000年后，旗忠村又迎来了第二轮“繁荣”。旗忠村周边的7个半村的土地(旗忠村本村土地1987年被征完)，共13000亩土地，统一以旗忠村的名义被征用起来，建设成为高尔夫球场、网球馆和高档别墅的聚集区。
这些被征用的农用地，在村民们看来已经累积出极大的价值。按照2005年旗忠村旗龙置业转让股份的价格看，一亩地的收益为100万以上，13000亩土地的总收益应该高于130亿。
10月12日，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旗忠村的这笔土地“分红款”，正好发生在中央农村土地流转新政之后。
旗忠村村委书记高凤池回避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此前他透过《中国经营报》，承认了“(旗忠村)部分人年收入确实比较高，分配也不够公开”。
一份残缺的批文
旗忠村一共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征地，一次是在1987年，一次则在2002年以后。尤其后一次征地，使得土地的巨大价值横亘在了村民面前。
承办大师杯网球赛，成为这个“华东第一村”近年扩张中最奋力的一跳。其在2002年一举提出了征地9000亩的宏大计划，其中，场馆建设1000亩，联动商品房开发8000亩。
仅仅是旗忠一个村并没有这么多土地。
闵行区年鉴显示，截止2007年，旗忠村的总人口为359户1391人，共有2640亩土地。从2000年开始，旗忠村并入马桥镇其他村落的一些土地。2002年开始获批征用的13000多亩土地(实际征用6000余亩)就牵涉到与旗忠村相邻或相近的工农村、望海村、青登村、马桥村、联工村、联盟村、联建村、俞塘村等7个半村(俞塘村只涉及一半土地)。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征地，上海市府办、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上海市发改委前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体育局等相关单位皆出具了相应的文件，予以申请以及批准。但这些文件的内容已经不能从公开渠道一一查到，唯一查到的一份文件还有两处重要内容被人涂抹，无法看清。
记者获得的这份文件名为”关于对上海旗忠森林体育城网球场申请土地优惠政策处理意见的报告“，文号为沪计调(2002)057号，由上海市计委出具。该文件显示，旗忠体育城网球场馆计划于2004年建成，场馆占地1000亩，联动商品房占地8000亩，总投资为14亿元左右。
在该批文下发之前，闵行区政府和上海市体育局还联名提出了两点要求，恳请市政府对“场馆及联动开发商品房土地的平衡费及土地出让金给予减免"，同时希望“以协议批租的形式给予供地”。
但计委批复的文件中，却有两处关键字样已经被涂抹。文件批复意见之一称，以场馆用地1000亩、联动开发商品房用地8000亩为最高限额，以市计委和市房地资源局等有关部门对场馆和联动开发商品房项目实际用地的批复分别作为依据，将需要……(后一行重要意见被涂抹)。
涉及市城投的出资问题，文件称，由于市城投公司承担大量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近日(当时为2002年)因成立市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又从市城投公司划出一部分资产，偿债难度更大，因此，我们建议由……(后一行被涂抹)。
记者随后在公司章程找到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乙方(市城投)以该项目用地需向市财政缴纳的耕地开垦费、土地出让金以及该项目道路、天然气排管等大市政配套资金作为投资。
这个章程条款证明，市城投并没有实际投入任何资金，而是以本该上缴市财政的费用作为了市城投的出资。
批复意见之二是针对征地的方案，该文件建议原则上按照《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试行办法》(以下简称《上海土地招拍挂试行》)，有关部门确定具体操作办法。
从内容上看，这个《上海土地招拍挂试行》虽与国土部下发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以下简称《招拍挂规定》)基本保持一致，却额外注明“经市政府批准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旧区改造项目除外”。
而这份被涂抹过的文件就证明，旗忠村的土地正是“经过市政府批准”之列，可以游离于公开招标的流程以外。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这批征用的13000亩土地中，约有9000多亩属于基本农田。而由闵行区政府发布的征地方案公告中也提及大部分征用土地的性质皆为耕地。
从时间上看，征地方案公告的发布也远迟于实际征地的时间。2003年10月，工农村等几个村就陆续开展征地，2005年11月，旗忠体育城网球城投入使用，并分别租给上海大师杯网球赛以及第八届国际游泳锦标赛，作为比赛场地。但这些土地的征地方案公告则迟至2005年2月，才由闵行区人民政府发布。
34家置业公司切割？
追索土地去向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旗忠集团将大部分土地都切割成35公顷以下的“豆腐块”，并注册了多达34个项目公司，并一一受让这些土地。
工商资料显示，这些小型置业公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分两批成立于2004年8月12日和2004年12月30日，股份构成皆为旗忠集团出资450万元、旗忠房地产公司或旗忠驾驶员培训学校出资50万元，注册地址一律为闵行区马桥镇光华路2118号C栋。
记者到达光华路2118号时，未能在几栋半旧的办公楼内找到任何一家注册在此的相关置业公司，只有上海旗忠森林体育城经济园区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挂牌。上述公司工作人员对置业公司的办公地点不置可否。
这些置业公司的受让高峰开始于2004年。记者查阅了所有相关的官方网站，统计出2004至2006年间，这34家旗忠集团名下的置业公司共获得地块为6294.96亩，占旗忠村所有出让土地的8成之多。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出让规模达到了峰值，分别为2794亩和3120亩。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出让却通过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拆解”来完成。根据记者查阅的上海市闵行区规划管理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2004年-2006年间，上述34家置业公司受让土地的最小面积仅为12公顷，最大也不过31公顷。
而1999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35公顷以上的基本农田(耕地)、70公顷以上的非基本农田的征用，必须由国务院批准。
似乎是与此相配套，这34家置业公司取得土地的方式并非“公开招标”，而是“邀请招标”。
中国土地市场网显示，这些“邀请招标”的土地成交价格奇低。以一块批准用地时间为2006年1月1日、编号为马桥镇177号的地块为例，其“邀请招标”的楼面成交均价仅为394.9元/平方米，即每亩价格26.3万元。若以之前一年2005年的公开数据比较，拥有旗忠村土地的相关置业公司“上海旗龙置业有限公司”就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名下所有旗忠土地，且受让公司又补交了土地出让金，两项相加，价格达到82万元/亩，是前者的三倍多。
两者的巨大差价，显然是由不同的招标方式形成的。国土资源部于2002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招拍挂规定》就明确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这9000亩土地的转让都在2002年之后，属于“商业、旅游、娱乐”的范畴，理应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邀请招标是一个最常见的‘玩法’，因为受让方必须是被邀请的对象，好控制。如果公开招标的话，这些地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一位相关法律人士解释了两种招标方式的不同。
陆续套现
土地出让完成之后，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这个征地-出让-地产开发的链条突然断了最后一个环节，而停滞下来。
以34家置业公司中的4家为例，上海超爽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雪真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热和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云府置业有限公司都是由旗忠集团和旗忠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旗忠地产)两家投资设立。在旗忠地产的年检资料备注中称，截至2008年4月，上述置业公司均与旗忠集团联营，但因故至今未正式营运，挂账至今。
除去旗忠集团的相关置业公司，另有房地产大鳄也在这个土地出让盛宴中，通过非正常方式“获益颇丰”。其中，绿城森林高尔夫别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高尔夫)获益最为明显。
这家绿城高尔夫的注册资金为1亿元，其中浙江绿城集团(3900.HK)占51%，上海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31%，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占18%。其中，上海绿宇是绿城集团在上海的主要地产运作平台。
根据上海城市规划网公布的信息，绿城高尔夫于2006年4月分四次，以划拨方式获得了项目名称为绿城玫瑰园B块、C块、D块、E块四个地块共828.5亩的土地。
该官方网站上提供了由上海市闵行区城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许可证中明确表示“准予办理土地划拨手续”。
从2006年11月开始，绿城高尔夫的其他土地取得并没有通过划拨的方式。但自彼时至2007年，绿城高尔夫以非划拨方式获得的土地则仅为133.8亩。
而另一家国有土地大鳄中房集团，也隐现此间。有报道称，其在此开发的110栋别墅在2007年已经以1.2亿美元出售给凯雷，成功套现。
在2005年2月，另一家置业公司“旗龙置业”则更早地套现走人。其将全部股权以26000万港元出售给GISLINGHAM，后者以外资投资者的身份在2006年3月又支付了5894.8066万元土地出让金。公开信息显示，这家GISLINGHAM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股东是李嘉诚控制下的和黄集团和长实集团，各占50%股份。
无论是与旗忠集团控股的34家小型置业公司，还是有着雄厚资本的绿城高尔夫，它们的200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都宣称这些公司自成立起并无营业收入。
但可以在各类中介机构查询到的是，在旗忠村联动商品房区域内的山水世纪别墅业已售罄，绿城高尔夫名下的绿城玫瑰园也于2007年1月开盘，别墅均价达到每平方米3万元。
110亿元级差地租？
而作为利益分配的最下游，旗忠村村民此次每户28万元“分红”，其准确的名称却是“住房修缮借款”。按照村里的说法，1980年代末修建的农民别墅至今已经20多年，需要修缮，故“借”给村民。
作为一个坐落在上海近郊的村子，旗忠村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土地转让溢价，二是村办企业利润，这其中包括了村里的主干企业华普电缆厂的利润，也包括旗忠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体育公园的运营收入。
在2002年以前，作为一个工业村，旗忠村的收入主要来自其几个村办企业，包括华普电缆厂(原马桥电缆厂)、马桥纺织器材厂、马桥电器材料厂以及旗忠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
这其中，利润最好的企业是华普电缆厂(2004年转制为华普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电缆厂)和旗忠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后改称上海市驾驶员第一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旗忠驾校”)，根据闵行区年鉴，华普电缆厂2002年实现净利润2.3亿元，2003年实现利润2.7亿，同年，马桥金属线材厂净利润490万元；2002年，旗忠驾校利润约2000万，(估算2000年净利润1300万)大致算来，旗忠村2002年年收益在2.5亿元左右。
但是，直到此时，旗忠村1300名村民所获得的收益是一栋农民别墅和一份进厂工作的机会，月平均工资不超过千元。
早在1980年代末，地方政府就以统一规划的名义，将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发利用。农民们交出所有土地(人均1.3亩)。但据村民回忆，当时没有获得任何土地补偿款，得到的只是得到3万元无息贷款和一栋需要付建房款的农民别墅。
按照村民们的说法，3万元无息贷款分六年还清；每户村民一栋农民别墅，别墅的性质为小产权，村民们为此还需付出3万-8万元不等的建房款。
2002年之后，随着席卷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浪潮，坐落在上海近郊的旗忠村跟着做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一跃超过村办企业，成为旗忠村的主要利润之源。
2002年4月，建设部出台关于土地出让必须实行“招挂拍”文件，市内土地稀缺，沪郊土地一夜之间升值数倍。其时，上海国际赛车场项目由于引入F1，周边土地升值数倍(普遍从20万一亩到200万左右)，旗忠村启动高尔夫球场、网球场，联动开发周边房地产。
但是旗忠村的土地已经被征用完毕，在闵行区和原上海市计委的许可下，旗忠村最终征地13000亩，范围涉及周边的星星村、工农村、联工村等7个半村。
此时，按照2002年4月颁布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3号文)的规定，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的补偿安置基本精神为货币化安置，安置标准为不低于原有住宅面积和住宅标准。但是，7个半村的村民失去了所有土地和房屋，得到的仅仅是和原有住宅面积相当的商品房和一份镇保养老保险。(各村情况稍有出入，但大体相当)
工农村村民沈佩兰告诉记者，该村村民除了得到一套和原有住房面积相等的住房外，50岁以下的拿到9600元待业金，50岁以上的则进入镇保，每月养老金600元。
在工农村附近的星星村，村民原有房屋补偿标准被定为每平方米仅200-300元不等，宅基地可通过置换或1100元/平方米得到一定补偿。
联工村村民同样以“拆一还一”的标准被安置到廉价板式住宅区，安置房面积不足原有住房的，以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超出则收取每平方米1000-2000元不等的购房费。
据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此次征地采用了上海独有的为失地农民提供保障的镇保方式，即失地农民转为非农户口，通过小城镇养老保险获得将来的保障，旗忠村为每个征地农民付给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中心5.8万元左右。
这样算来，2002年此番征地，全部补偿款不过16.9亿(800元/平方米×918083.88+5.8万×16556)(计算方式说明：800是补偿平均价格，总拆迁面积根据闵行年鉴上农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乘以总人口估算)。
至此，通过1987年和2002年两次征地，旗忠村以及周边的7个半村村民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不超过20亿(16.9亿+2.6亿)。
而以2005年旗龙置业转让所有股份的价格看，一亩地的收益为100万以上，13000亩土地的总收益应该高于130亿。照此估算，其间存在110亿元的级差地租。不过这一说法未得到旗忠方面的证实。
此前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3月份，旗忠村一村民偶然拾得了村干部遗忘在小区门卫室的账本，其中记录了旗忠集团董事会核心成员及旗忠村村委会成员的部分分配情况，分别分得800万、400多万和100多万不等。
这次下发的28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分红补偿款，他们压根没打算还。“到时候再说。”村民们说。
记者 陈小莹 陈欢 实习记者 李景
Tuesday, November 18, 2008
How subprime works?
Trigger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vividly explained in this series of comics
http://docs.google.com/TeamPresent?docid=ddp4zq7n_0cdjsr4fn&skipauth=true&pli=1
forwarded by my friend Shomon
A quote
“Nothing can stop the car being the most coveted product that comes with development.”
--Carlos Ghosn, the boss of the Renault-Nissan alliance, at this year’s Beijing motor show.
forwarded by my friend Amit.
--Carlos Ghosn, the boss of the Renault-Nissan alliance, at this year’s Beijing motor show.
forwarded by my friend Amit.
Monday, November 17, 2008
Study Abroad Flourishes, With China a Hot Spot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7, 2008
By TAMAR LEWIN
Record numbers of American students are studying abroad, with especially strong growth in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China, the annual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studying in China increased by 2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creased by 20 percent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pen Doors 2008.”
“Interest in China is growing dramatically, and I think we’ll see even sharper increases in next year’s report,” said Allan E. Goodman,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People used to go to China to study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and many still do, but with China looming so large in all our futures, there’s been a real shift, and more students go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s happening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While the traditional study-abroad sites for Americans — Britain, Italy, Spain and France — still attract mor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ort found that China is now the fifth-most-popular destination.
In the 2006-7 academic year, the latest for which figures are available, 11,064 Americans studied in China, a large jump from 1995-96, when only 1,396 Americans studied there.
After the summer Olympics, interest in China is still growing rapidly. This year, 218 students applied for money to study in China from Gilm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offer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compared with 114 applications for the 2006-7 academic year.
And applications to programs like 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a consortium of 13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skyrocketed.
“When I took over as executive director in 2000, we accepted about 97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ho applied, but now we can only take about one in three,” said Tom Gold,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runs the program.
Many universities are hard-pressed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est in China. Syracuse, for example, usually has a limit of 60 students a semester in its Hong Kong program, but because of strong demand expanded to 65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At Syracuse, one China program was not enough: in 2006 it started a Beijing 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 in collaboration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will have about 15 students this spring. SUNY Oswego, meanwhile, has gone from one small exchange program in Beijing to seven partne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China, including Hangzhou and Shanghai — and two faculty-led short-term programs in China, one on business and the other on Chinese culture.
“These days, nobody questions why you take Chinese and go to China,” said Vanessa Folkerts, a junior at Princeton who began studying Chinese as a freshman, and has spent two summers in intensive language study in Beijing. “It has its obvious use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get interested because China’s a rising economic power, but for me, it was mainly a linguistic interest.”
There are now hundreds of study-abroad programs in China. While most include some language study, some focus on martial arts, herbal medicine, culture, history or business.
Over all, 241,791 Americans studied abroad in 2006-7, the report said, with sharp increases in the numbers going to Argentina, South Africa, Ecuador and India, and declining numbers going to Australia and Costa Rica.
Last year, the report said, 623,805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61 percent of them from Asia.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remain the most popular fields of study.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a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7,189, followed by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In a separate report on graduate school enrollment, released last week, 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found that total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nrollment increased 3 percent this fall, after rising 7 percent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new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rose 3 percent as well, less than the 4 percent growth last year, or the 12 percent in 2006.
The number of new graduate students from India declined this year, after an 8 percent increase last year, the report found, but Chinese enrollment stayed strong, with first-year enrollments up 14 percent.
By TAMAR LEWIN
Record numbers of American students are studying abroad, with especially strong growth in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China, the annual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studying in China increased by 2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creased by 20 percent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pen Doors 2008.”
“Interest in China is growing dramatically, and I think we’ll see even sharper increases in next year’s report,” said Allan E. Goodman,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People used to go to China to study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and many still do, but with China looming so large in all our futures, there’s been a real shift, and more students go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s happening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While the traditional study-abroad sites for Americans — Britain, Italy, Spain and France — still attract mor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ort found that China is now the fifth-most-popular destination.
In the 2006-7 academic year, the latest for which figures are available, 11,064 Americans studied in China, a large jump from 1995-96, when only 1,396 Americans studied there.
After the summer Olympics, interest in China is still growing rapidly. This year, 218 students applied for money to study in China from Gilm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offer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compared with 114 applications for the 2006-7 academic year.
And applications to programs like 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a consortium of 13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skyrocketed.
“When I took over as executive director in 2000, we accepted about 97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ho applied, but now we can only take about one in three,” said Tom Gold,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runs the program.
Many universities are hard-pressed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est in China. Syracuse, for example, usually has a limit of 60 students a semester in its Hong Kong program, but because of strong demand expanded to 65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At Syracuse, one China program was not enough: in 2006 it started a Beijing 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 in collaboration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will have about 15 students this spring. SUNY Oswego, meanwhile, has gone from one small exchange program in Beijing to seven partne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China, including Hangzhou and Shanghai — and two faculty-led short-term programs in China, one on business and the other on Chinese culture.
“These days, nobody questions why you take Chinese and go to China,” said Vanessa Folkerts, a junior at Princeton who began studying Chinese as a freshman, and has spent two summers in intensive language study in Beijing. “It has its obvious use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get interested because China’s a rising economic power, but for me, it was mainly a linguistic interest.”
There are now hundreds of study-abroad programs in China. While most include some language study, some focus on martial arts, herbal medicine, culture, history or business.
Over all, 241,791 Americans studied abroad in 2006-7, the report said, with sharp increases in the numbers going to Argentina, South Africa, Ecuador and India, and declining numbers going to Australia and Costa Rica.
Last year, the report said, 623,805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61 percent of them from Asia.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remain the most popular fields of study.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a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7,189, followed by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In a separate report on graduate school enrollment, released last week, 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found that total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nrollment increased 3 percent this fall, after rising 7 percent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new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rose 3 percent as well, less than the 4 percent growth last year, or the 12 percent in 2006.
The number of new graduate students from India declined this year, after an 8 percent increase last year, the report found, but Chinese enrollment stayed strong, with first-year enrollments up 14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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