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經濟受重創 農民工成最大邊緣群

"Migrant worker economy" hit hard, rural migrant workers becoming the biggest disadvantaged group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8/0/1/7/10080173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01738

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對許多地區來講，農民工外出打工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即“打工經濟”。如重慶農村目前每年輸出勞動力近700萬，這些農民工在為打工地創造財富的同時，每年也會給重慶市帶來上百億的收入。在河南東北部的農業大縣，農民工轉移的收入佔農民純收入的60％以上。而河南1700萬農民工，按每人每年平均打工收入1萬元計算，就是1700個億。

　　據文匯報報道，有專家稱，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中國內地農村，人們在談論華爾街金融精英失業的同時，卻很少想到中國倒閉企業所造成的失業者很少是“精英”階層。“農民工返鄉潮”說明經濟危機開始波及佔中國地域最廣闊、擁有人口最多、發展最緩慢、平均經濟條件最差的廣大農村和農民。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將縮減，進而影響農村的消費。國家最近幾年才剛剛引導起來的龐大市場，眼下或此後可能會再度陷入疲軟。而國家擴大內需的導向，卻會被裝入農民空空的衣兜，這樣又將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

　　“農民工”即農民工人，是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是農業戶口，但從事著非農業的工作；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傳統意義上講，他們既不是真正的農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是一種“邊緣人”。他們通常是城市被僱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產業工人中人數最大的群體，2008年，內地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1億。但由於戶籍制的存在，這一群體並不能享受到因城市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社會福利。

農民工失業　易引社會動盪

　　江西人歐曉林是返鄉大軍中的一員。他原在深圳寶安區一家小型洗水廠做鉗工，由於今年工廠的美國客戶紛紛減少採購量，工廠訂單急劇減經營，老闆為了改變局面，嘗試做內銷，但由於原本外銷的服裝檔次較高，轉內銷後國內市場無法消化，到了今年9月工廠徹底陷入困境，老闆亦突然不知去向，全廠100多工人不但賠償金無法拿到，最後兩個月的工資也打了水漂。

　　歐曉林稱，工人們到勞動部門申訴無果，只好認倒霉開始陸續返鄉，臨走時每人帶走一大摞牛仔褲。

　　據悉，在珠三角像歐曉林這樣因工廠倒閉而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比皆是。據勞動部門統計，今年上半年廣東省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受理勞資糾紛案件同比增加47%。3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宗數、人數同比上升了65%和60%；各級勞動仲裁機構立案處理數量是去年同期的2.9倍。前七月，全省共處理勞動爭議案件15.1萬宗，約佔全國案件總數的四分一，為去年案件總數的125%。

　　城市“新貧民” 農村“新遊民”

　　更有專家警告，隨著被迫返鄉和不肯返鄉的農民工越來越多，如果地方政府不想法幫其找到出路，這些沒有高等學歷、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穩定收入，實際上已經失地又失業的群體就可能成為城市的“新貧民”和農村“新遊民”，甚至會引發社會動盪。

農民工第二代：沒有退路的城市新族群

　　他們的年齡從兩、三歲到二、三十歲；他們常常踟躅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眼神狂躁而迷茫……他們是農民工流動人口中的第二代，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城市與家鄉的割裂在他們身上更難統一。而在這場被迫的返鄉大潮中，他們何去何從更讓人迷惘。

　　農民工子女：分不清韭菜麥子

　　農民工流動人口第二代主要包括兩種人，一種是自小跟隨外出打工的父母到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子女，一種是生於20世紀80年代，為了“改變生活方式”而到城市打工的新移民。

　　對於農民工子女，這些孩子自小生活在城市邊緣，有的甚至根本就出生在城市裡。他們上的是農民工子弟小學，看的是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他們很多人的記憶裡只有城市生活的種種，卻根本記不得家鄉的模樣。在返鄉大潮下，這些孩子將被迫跟隨父母回到陌生的家鄉，可回去後做什麼？種地麼？我們採訪到的一位農民工就說，他的孩子們“連韭菜和麥子都分不清楚”。

　　城市新移民：死也不要回農村

　　相對於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赴大城市淘金的先行者，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新農民，更多的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外出打工，因此，他們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願望特別強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認可。來自廣東的調查顯示，儘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

　　這一族群年齡小，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他們中的很多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甚至出現“月光族”。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他們來城市的目的已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是為了多賺點錢，而是要更好的享受城市生活，做個“城市人”，他們當中常有人說“老家太苦，打死也不回去了”。這不一樣的第二代，他們的出路在哪裡？

一個農民工的憂慮：回家了，幹什麼？ 　　 　　

作為一個農民工現在只能回家，我以為我還是比較清楚的。這並不是我們的自由選擇，而是企業倒閉被迫的。拿我來說，回家後起碼短時間我是不會去種地的，更不用說我的孩子了，他們從來就沒有下過地，根本就不知道怎麼種地。他們連韭菜和麥子都分不清。

　　說實在話，即使我回農村了，我也不會種地。就靠這幾年掙的錢，種一點菜，在老家躲過兩年再說吧…… 　 　　

做工一輩子，頭上還是有“農民”二字 　 　　

我覺得我們農民工，特別是年齡還不算大的，現在都很迷茫，不知道將來的生活是怎樣的，甚至過了今年不知道明年會在什麼地方？城市裡是不可能接受我們的，就是打上一輩子工，做上一輩子實際上的工人，但頭上還是有“農民”二字。

　　至於到城市裡買房、子女上學、社會保障、養老，想都不要想。最終我們還是要回自己的家鄉去，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們回去了能幹什麼呢？工業品那麼貴，農產品又那麼賤，況且在工廠裡做慣了的，等老了回去還做得了什麼呢？

農民工度過失業衝擊波需政府援手

Government's response needed for migrant workers hit by umployment wave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7/9/4/1/10079418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94183

中評社北京11月8日電／因為出口為主的制造企業大批停產,沿海地區許多民工出現“返鄉潮”。農民工數量龐大,農業部部長孫政才今年8月提供的數據是,2007年中國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為1.5億,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業受到影響,絕對值就將達到2200萬人。

　　新京報社論稱，農民工處於弱勢地位,在改革三十年史上烙下深重印跡的溫總理為民工討薪的佳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工薪資權利保障的現實。中國很多出口制造企業以壓低生產要素、壓低價格贏得國際競爭,勞動力價格被一壓再壓,這使得農民工多年來處於僅够溫飽,而無法滿足對自己及下一代進行投資的困境,形成低級打工者代際傳遞的貧困鏈條。

　　迄今為止,農民工仍受縛於土地,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得到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更嚴重的是,一些沿海城市政府要求工廠為農民工繳納社保,農民工一旦返鄉,這筆錢將成為地方政府的又一筆收入。(which local governments?)

　　如今中國經濟遭受金融危機衝擊,農民工群體遭遇嚴重衝擊。首當其衝的是失業衝擊,香港工業總會會長陳鎮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萬家港資企業中,年底時可能會有四分之一倒閉,而這些工廠所聘用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內地的農民工。

　　文章表示，農民工失業尚未納入有關部門失業率統計口徑,從表面上看不會形成嚴重的就業問題,然而農民工就業占據了制造業就業的幾乎半壁江山,如今卷鋪蓋回家種地,只能加劇失業情況,城市化進程也會遭到梗阻。

　　10月28日到3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來到廣東,調研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就業問題。陪同此次調研的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人士透露,“國家希望廣東方面積極穩妥做好倒閉企業的勞動保障工作,地方要做到預警并做好應對”。地方政府需要及時跟蹤企業運營情況,保障在出口經濟失速、大批工廠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失業民工不被欠薪。此外,還應對可能出現的勞資糾紛潮開辟“綠色通道”,以加快解決勞資問題。

　　文章指出，對於中國經濟與城市化而言,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讓離開土地進入工業鏈條的農民工有光明的就業前景。

　　目前,政府已開啓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大門,在鐵路、軌道交通等領域投入巨資,解決經濟與就業問題。在大規模基礎建設中,可以更具體地明確農民工就業指標,給予吸納90%以上的民營中小企業提供包括稅收在內的多種優惠扶持,也可以考慮以降低個人所得稅與增值稅轉型的辦法拉動內需,使農民工不至於成為土地與工廠之間的無巢候鳥。這些措施可以成為根治目前農民工失業衝擊波的治本之策。

人社部改革後設25個司局 首設農民工工作司

Chinese Ministry of Personnel and Social Secuirty set up a special divison for migrant workers
http://chinareviewnews.net/doc/1007/1/0/2/10071028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710288


中評社香港8月2日電／作為探索大部制改革的部委之一，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內設25個司局，涉及整合的多達13個司局，並新設6個司局。

　　該部昨日召開組建以來首次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尹成基表示，作為探索部門之一，通過三定方案體現大部門體制，是其重要責任。

　　新京報報道，據尹成基介紹，根據國務院通過的該部“三定”方案，新設6個司，分別是勞動監察局、農民工工作司、調解仲裁管理司、事業單位人員管理司、政策研究司、人力資源市場司。

　　勞動監察司的設置，旨在應對隨著勞動者維權意識增强而給勞動部門帶來的工作壓力；調解仲裁管理司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需求而設置；人力資源市場司旨在努力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

　　此外，事業單位改革已進行多年，此次該部專設事業單位人員管理司，意在集中力量推進事業單位管理。根據該部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該部將配合國務院法制辦修改《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暫行條例》，並盡快制定相關配套政策，研究修改《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獎勵暫行規定》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

　　據人社部“三定”方案，中國將首次專門針對農民工工作設立一個司。不過，昨天尹成基未詳細介紹該司的職責。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孫潔博士分析，由於農民工具有流動性強、流動量大、勞動關係複雜的特點，單獨設置農民工司，有可能意味著要針對農民工社保問題單獨設計制度，相關政策亦可能獨立。

　　此外，孫潔認為，考慮到農民工社保關係的轉移接續是整個社保關係轉移接續的難中之難，單獨為其設計社保制度亦有可能為其他不同情況的社保關係轉移接續提供借鑒和經驗積累。

　　■ 工作安排
　　●國有薪酬管理
　　下半年人社部將研究規範國企負責人薪酬管理和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的意見；
　　●企業工資分配
　　下半年人社部將改進和加强對企業工資分配的宏觀指導，以工資集體協商為重點，推進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改革；
　　●社保關係轉移
　　已經兩次寫進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社保關係轉移接續辦法有望今年出台；
　　●養老保險改革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正在進行啓動前的準備工作，而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和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正在抓緊制定和徵求意見。

Shanghai illagers get ￥280,000 household as dividend of land leasing and development

上海旗忠村给村民分红1亿元 每户获28万分红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0/004316686694.shtml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

10月31日，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文化活动中心门口。”拿到钞票了伐？”一位红毛衣村妇刚跨进来，迎面而来的另两个村民就这样问道。

　　在这个“寒冬”来临之前，旗忠村拿出了一亿元巨款分给了村民。全村359户村民，每户都拿到了28万元的“分红”。不过，其名义是“修缮住房借款”，每个村民需要打一张“借条”。

　　旗忠，以大师杯网球赛所在地而闻名，稍早之前的1980年代，他们就以农民进工厂、住别墅而被称为”华东第一村“。

　　进入2000年后，旗忠村又迎来了第二轮“繁荣”。旗忠村周边的7个半村的土地(旗忠村本村土地1987年被征完)，共13000亩土地，统一以旗忠村的名义被征用起来，建设成为高尔夫球场、网球馆和高档别墅的聚集区。

　　这些被征用的农用地，在村民们看来已经累积出极大的价值。按照2005年旗忠村旗龙置业转让股份的价格看，一亩地的收益为100万以上，13000亩土地的总收益应该高于130亿。

　　10月12日，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旗忠村的这笔土地“分红款”，正好发生在中央农村土地流转新政之后。

　　旗忠村村委书记高凤池回避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此前他透过《中国经营报》，承认了“(旗忠村)部分人年收入确实比较高，分配也不够公开”。

　　一份残缺的批文

　　旗忠村一共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征地，一次是在1987年，一次则在2002年以后。尤其后一次征地，使得土地的巨大价值横亘在了村民面前。

　　承办大师杯网球赛，成为这个“华东第一村”近年扩张中最奋力的一跳。其在2002年一举提出了征地9000亩的宏大计划，其中，场馆建设1000亩，联动商品房开发8000亩。

　　仅仅是旗忠一个村并没有这么多土地。

　　闵行区年鉴显示，截止2007年，旗忠村的总人口为359户1391人，共有2640亩土地。从2000年开始，旗忠村并入马桥镇其他村落的一些土地。2002年开始获批征用的13000多亩土地(实际征用6000余亩)就牵涉到与旗忠村相邻或相近的工农村、望海村、青登村、马桥村、联工村、联盟村、联建村、俞塘村等7个半村(俞塘村只涉及一半土地)。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征地，上海市府办、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上海市发改委前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体育局等相关单位皆出具了相应的文件，予以申请以及批准。但这些文件的内容已经不能从公开渠道一一查到，唯一查到的一份文件还有两处重要内容被人涂抹，无法看清。

　　记者获得的这份文件名为”关于对上海旗忠森林体育城网球场申请土地优惠政策处理意见的报告“，文号为沪计调(2002)057号，由上海市计委出具。该文件显示，旗忠体育城网球场馆计划于2004年建成，场馆占地1000亩，联动商品房占地8000亩，总投资为14亿元左右。

　　在该批文下发之前，闵行区政府和上海市体育局还联名提出了两点要求，恳请市政府对“场馆及联动开发商品房土地的平衡费及土地出让金给予减免"，同时希望“以协议批租的形式给予供地”。

　　但计委批复的文件中，却有两处关键字样已经被涂抹。文件批复意见之一称，以场馆用地1000亩、联动开发商品房用地8000亩为最高限额，以市计委和市房地资源局等有关部门对场馆和联动开发商品房项目实际用地的批复分别作为依据，将需要……(后一行重要意见被涂抹)。

　　涉及市城投的出资问题，文件称，由于市城投公司承担大量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近日(当时为2002年)因成立市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又从市城投公司划出一部分资产，偿债难度更大，因此，我们建议由……(后一行被涂抹)。

　　记者随后在公司章程找到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乙方(市城投)以该项目用地需向市财政缴纳的耕地开垦费、土地出让金以及该项目道路、天然气排管等大市政配套资金作为投资。

　　这个章程条款证明，市城投并没有实际投入任何资金，而是以本该上缴市财政的费用作为了市城投的出资。

　　批复意见之二是针对征地的方案，该文件建议原则上按照《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试行办法》(以下简称《上海土地招拍挂试行》)，有关部门确定具体操作办法。

　　从内容上看，这个《上海土地招拍挂试行》虽与国土部下发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以下简称《招拍挂规定》)基本保持一致，却额外注明“经市政府批准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旧区改造项目除外”。

　　而这份被涂抹过的文件就证明，旗忠村的土地正是“经过市政府批准”之列，可以游离于公开招标的流程以外。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这批征用的13000亩土地中，约有9000多亩属于基本农田。而由闵行区政府发布的征地方案公告中也提及大部分征用土地的性质皆为耕地。

　　从时间上看，征地方案公告的发布也远迟于实际征地的时间。2003年10月，工农村等几个村就陆续开展征地，2005年11月，旗忠体育城网球城投入使用，并分别租给上海大师杯网球赛以及第八届国际游泳锦标赛，作为比赛场地。但这些土地的征地方案公告则迟至2005年2月，才由闵行区人民政府发布。

　　34家置业公司切割？

　　追索土地去向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旗忠集团将大部分土地都切割成35公顷以下的“豆腐块”，并注册了多达34个项目公司，并一一受让这些土地。

　　工商资料显示，这些小型置业公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分两批成立于2004年8月12日和2004年12月30日，股份构成皆为旗忠集团出资450万元、旗忠房地产公司或旗忠驾驶员培训学校出资50万元，注册地址一律为闵行区马桥镇光华路2118号C栋。

　　记者到达光华路2118号时，未能在几栋半旧的办公楼内找到任何一家注册在此的相关置业公司，只有上海旗忠森林体育城经济园区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挂牌。上述公司工作人员对置业公司的办公地点不置可否。

　　这些置业公司的受让高峰开始于2004年。记者查阅了所有相关的官方网站，统计出2004至2006年间，这34家旗忠集团名下的置业公司共获得地块为6294.96亩，占旗忠村所有出让土地的8成之多。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出让规模达到了峰值，分别为2794亩和3120亩。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出让却通过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拆解”来完成。根据记者查阅的上海市闵行区规划管理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2004年-2006年间，上述34家置业公司受让土地的最小面积仅为12公顷，最大也不过31公顷。

　　而1999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35公顷以上的基本农田(耕地)、70公顷以上的非基本农田的征用，必须由国务院批准。

　　似乎是与此相配套，这34家置业公司取得土地的方式并非“公开招标”，而是“邀请招标”。

　　中国土地市场网显示，这些“邀请招标”的土地成交价格奇低。以一块批准用地时间为2006年1月1日、编号为马桥镇177号的地块为例，其“邀请招标”的楼面成交均价仅为394.9元/平方米，即每亩价格26.3万元。若以之前一年2005年的公开数据比较，拥有旗忠村土地的相关置业公司“上海旗龙置业有限公司”就以股权转让方式转让名下所有旗忠土地，且受让公司又补交了土地出让金，两项相加，价格达到82万元/亩，是前者的三倍多。

　　两者的巨大差价，显然是由不同的招标方式形成的。国土资源部于2002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招拍挂规定》就明确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这9000亩土地的转让都在2002年之后，属于“商业、旅游、娱乐”的范畴，理应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邀请招标是一个最常见的‘玩法’，因为受让方必须是被邀请的对象，好控制。如果公开招标的话，这些地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一位相关法律人士解释了两种招标方式的不同。

陆续套现

　　土地出让完成之后，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这个征地-出让-地产开发的链条突然断了最后一个环节，而停滞下来。

　　以34家置业公司中的4家为例，上海超爽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雪真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热和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云府置业有限公司都是由旗忠集团和旗忠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旗忠地产)两家投资设立。在旗忠地产的年检资料备注中称，截至2008年4月，上述置业公司均与旗忠集团联营，但因故至今未正式营运，挂账至今。

　　除去旗忠集团的相关置业公司，另有房地产大鳄也在这个土地出让盛宴中，通过非正常方式“获益颇丰”。其中，绿城森林高尔夫别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高尔夫)获益最为明显。

　　这家绿城高尔夫的注册资金为1亿元，其中浙江绿城集团(3900.HK)占51%，上海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31%，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占18%。其中，上海绿宇是绿城集团在上海的主要地产运作平台。

　　根据上海城市规划网公布的信息，绿城高尔夫于2006年4月分四次，以划拨方式获得了项目名称为绿城玫瑰园B块、C块、D块、E块四个地块共828.5亩的土地。

　　该官方网站上提供了由上海市闵行区城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许可证中明确表示“准予办理土地划拨手续”。

　　从2006年11月开始，绿城高尔夫的其他土地取得并没有通过划拨的方式。但自彼时至2007年，绿城高尔夫以非划拨方式获得的土地则仅为133.8亩。

　　而另一家国有土地大鳄中房集团，也隐现此间。有报道称，其在此开发的110栋别墅在2007年已经以1.2亿美元出售给凯雷，成功套现。

　　在2005年2月，另一家置业公司“旗龙置业”则更早地套现走人。其将全部股权以26000万港元出售给GISLINGHAM，后者以外资投资者的身份在2006年3月又支付了5894.8066万元土地出让金。公开信息显示，这家GISLINGHAM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股东是李嘉诚控制下的和黄集团和长实集团，各占50%股份。

　　无论是与旗忠集团控股的34家小型置业公司，还是有着雄厚资本的绿城高尔夫，它们的200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都宣称这些公司自成立起并无营业收入。

　　但可以在各类中介机构查询到的是，在旗忠村联动商品房区域内的山水世纪别墅业已售罄，绿城高尔夫名下的绿城玫瑰园也于2007年1月开盘，别墅均价达到每平方米3万元。

　　110亿元级差地租？

　　而作为利益分配的最下游，旗忠村村民此次每户28万元“分红”，其准确的名称却是“住房修缮借款”。按照村里的说法，1980年代末修建的农民别墅至今已经20多年，需要修缮，故“借”给村民。

　　作为一个坐落在上海近郊的村子，旗忠村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土地转让溢价，二是村办企业利润，这其中包括了村里的主干企业华普电缆厂的利润，也包括旗忠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体育公园的运营收入。

　　在2002年以前，作为一个工业村，旗忠村的收入主要来自其几个村办企业，包括华普电缆厂(原马桥电缆厂)、马桥纺织器材厂、马桥电器材料厂以及旗忠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

　　这其中，利润最好的企业是华普电缆厂(2004年转制为华普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电缆厂)和旗忠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后改称上海市驾驶员第一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旗忠驾校”)，根据闵行区年鉴，华普电缆厂2002年实现净利润2.3亿元，2003年实现利润2.7亿，同年，马桥金属线材厂净利润490万元；2002年，旗忠驾校利润约2000万，(估算2000年净利润1300万)大致算来，旗忠村2002年年收益在2.5亿元左右。

　　但是，直到此时，旗忠村1300名村民所获得的收益是一栋农民别墅和一份进厂工作的机会，月平均工资不超过千元。

　　早在1980年代末，地方政府就以统一规划的名义，将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发利用。农民们交出所有土地(人均1.3亩)。但据村民回忆，当时没有获得任何土地补偿款，得到的只是得到3万元无息贷款和一栋需要付建房款的农民别墅。

　　按照村民们的说法，3万元无息贷款分六年还清；每户村民一栋农民别墅，别墅的性质为小产权，村民们为此还需付出3万-8万元不等的建房款。

　　2002年之后，随着席卷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浪潮，坐落在上海近郊的旗忠村跟着做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一跃超过村办企业，成为旗忠村的主要利润之源。

　　2002年4月，建设部出台关于土地出让必须实行“招挂拍”文件，市内土地稀缺，沪郊土地一夜之间升值数倍。其时，上海国际赛车场项目由于引入F1，周边土地升值数倍(普遍从20万一亩到200万左右)，旗忠村启动高尔夫球场、网球场，联动开发周边房地产。

　　但是旗忠村的土地已经被征用完毕，在闵行区和原上海市计委的许可下，旗忠村最终征地13000亩，范围涉及周边的星星村、工农村、联工村等7个半村。

　　此时，按照2002年4月颁布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3号文)的规定，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的补偿安置基本精神为货币化安置，安置标准为不低于原有住宅面积和住宅标准。但是，7个半村的村民失去了所有土地和房屋，得到的仅仅是和原有住宅面积相当的商品房和一份镇保养老保险。(各村情况稍有出入，但大体相当)

　　工农村村民沈佩兰告诉记者，该村村民除了得到一套和原有住房面积相等的住房外，50岁以下的拿到9600元待业金，50岁以上的则进入镇保，每月养老金600元。

　　在工农村附近的星星村，村民原有房屋补偿标准被定为每平方米仅200-300元不等，宅基地可通过置换或1100元/平方米得到一定补偿。

　　联工村村民同样以“拆一还一”的标准被安置到廉价板式住宅区，安置房面积不足原有住房的，以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超出则收取每平方米1000-2000元不等的购房费。

　　据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此次征地采用了上海独有的为失地农民提供保障的镇保方式，即失地农民转为非农户口，通过小城镇养老保险获得将来的保障，旗忠村为每个征地农民付给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中心5.8万元左右。

　　这样算来，2002年此番征地，全部补偿款不过16.9亿(800元/平方米×918083.88+5.8万×16556)(计算方式说明：800是补偿平均价格，总拆迁面积根据闵行年鉴上农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乘以总人口估算)。

　　至此，通过1987年和2002年两次征地，旗忠村以及周边的7个半村村民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不超过20亿(16.9亿+2.6亿)。

　　而以2005年旗龙置业转让所有股份的价格看，一亩地的收益为100万以上，13000亩土地的总收益应该高于130亿。照此估算，其间存在110亿元的级差地租。不过这一说法未得到旗忠方面的证实。

　　此前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3月份，旗忠村一村民偶然拾得了村干部遗忘在小区门卫室的账本，其中记录了旗忠集团董事会核心成员及旗忠村村委会成员的部分分配情况，分别分得800万、400多万和100多万不等。

　　这次下发的28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分红补偿款，他们压根没打算还。“到时候再说。”村民们说。

记者 陈小莹 陈欢 实习记者 李景

How subprime works?

Trigger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vividly explained in this series of comics

http://docs.google.com/TeamPresent?docid=ddp4zq7n_0cdjsr4fn&skipauth=true&pli=1

forwarded by my friend Shomon

A quote

“Nothing can stop the car being the most coveted product that comes with development.”


--Carlos Ghosn, the boss of the Renault-Nissan alliance, at this year’s Beijing motor show.

forwarded by my friend Amit.

Study Abroad Flourishes, With China a Hot Spot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7, 2008

By TAMAR LEWIN

Record numbers of American students are studying abroad, with especially strong growth in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China, the annual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studying in China increased by 2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creased by 20 percent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pen Doors 2008.”

“Interest in China is growing dramatically, and I think we’ll see even sharper increases in next year’s report,” said Allan E. Goodman,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People used to go to China to study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and many still do, but with China looming so large in all our futures, there’s been a real shift, and more students go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s happening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While the traditional study-abroad sites for Americans — Britain, Italy, Spain and France — still attract mor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ort found that China is now the fifth-most-popular destination.

In the 2006-7 academic year, the latest for which figures are available, 11,064 Americans studied in China, a large jump from 1995-96, when only 1,396 Americans studied there.

After the summer Olympics, interest in China is still growing rapidly. This year, 218 students applied for money to study in China from Gilm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offer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compared with 114 applications for the 2006-7 academic year.

And applications to programs like 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a consortium of 13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skyrocketed.

“When I took over as executive director in 2000, we accepted about 97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ho applied, but now we can only take about one in three,” said Tom Gold,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o runs the program.

Many universities are hard-pressed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est in China. Syracuse, for example, usually has a limit of 60 students a semester in its Hong Kong program, but because of strong demand expanded to 65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At Syracuse, one China program was not enough: in 2006 it started a Beijing 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 in collaboration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will have about 15 students this spring. SUNY Oswego, meanwhile, has gone from one small exchange program in Beijing to seven partne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China, including Hangzhou and Shanghai — and two faculty-led short-term programs in China, one on business and the other on Chinese culture.

“These days, nobody questions why you take Chinese and go to China,” said Vanessa Folkerts, a junior at Princeton who began studying Chinese as a freshman, and has spent two summers in intensive language study in Beijing. “It has its obvious use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get interested because China’s a rising economic power, but for me, it was mainly a linguistic interest.”

There are now hundreds of study-abroad programs in China. While most include some language study, some focus on martial arts, herbal medicine, culture, history or business.

Over all, 241,791 Americans studied abroad in 2006-7, the report said, with sharp increases in the numbers going to Argentina, South Africa, Ecuador and India, and declining numbers going to Australia and Costa Rica.

Last year, the report said, 623,805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61 percent of them from Asia.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remain the most popular fields of study.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a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7,189, followed by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In a separate report on graduate school enrollment, released last week, 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found that total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nrollment increased 3 percent this fall, after rising 7 percent last year. The number of new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rose 3 percent as well, less than the 4 percent growth last year, or the 12 percent in 2006.

The number of new graduate students from India declined this year, after an 8 percent increase last year, the report found, but Chinese enrollment stayed strong, with first-year enrollments up 14 per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