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办主任缘何不懂《物权法》

经济观察网 杨涛/文

8月11日记者接到报料，一名绥化市绥棱县居民在政府部门强拆自己的房屋时，和前来强拆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身体大面积被火烧伤，目前正在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科接受治疗。记者迅速赶到医院和绥棱县了解相关情况，原来当地遭到强拆的不止一户，其背后的官民拆迁矛盾引人深思。（《燕赵晚报》8月17 日）

对我来说，这件事最为惊讶的的是，当记者问到“居民称根据《物权法》除非公益项目否则不能强拆”时，此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黑龙江省绥棱县建设局副局长兼拆迁办主任王洪军(音译)回答的如此干脆：“我只懂拆迁法，不知道什么《物权法》。”

天啊！一个建设局的局长、拆迁办主任，居然不懂得《物权法》，这不是将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到处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普法活动”的成绩全否认了吗？不过，这样的理解肯定会犯错误的，牛气哄哄的拆迁办主任在说这句话时，他分明不是在说“不知道什么《物权法》”，而是在说“我根本就不鸟什么《物权法》”。

按理说，《物权法》是2007年10月1日实施，由全国人大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2001年11月1日实施，由国务院制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效力大于下位法的原则，政府拆迁显然应该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执行，即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否则不得强行拆除所有人的房屋。但是，试问，今天的各级政府，那个拆迁时遵循了《物权法》的规定？在今天的中国，在适用法律方面，俨然已经形成二个“潜规则”：其一是宪法不如法律、法律不如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不如地方规章，地方规章不如红头文件的“潜规则”；其二是地方政府有权选择性地适用法律，那个法律对于地方政府有利，地方政府就适用那个法律，不管这一法律是否失效或者与上位法冲突。以往政府选择性地适用的《收容遣送条例》是如此，今天，政府选择性地适用《拆迁条例》、《劳动教养条例》同样如此。流风所至，小小的绥棱县建设局副局长兼拆迁办主任王洪军当然敢说“不知道什么《物权法》”。

当然，王洪军主任敢于说出这种话，更是有实力做支撑的。开发商要征地，政府做了开发商的后盾，像对绥棱县这户居民进行拆迁时，110、120、 119等二三十辆车停在门外的马路上，急救、灭火、抓人，公权力俨然形成“一条龙”服务。区区“屁民”，不要说提醒王主任有《物权法》，就是拿捧着《宪法》，在力量悬殊之下，大概只能连同《宪法》一起葬身火海。

更可怕的是，王洪军主任所依托的不仅仅是行政公权。行政公权张牙舞爪并不可怕，就像那位德国的磨房主对强拆他磨房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所说“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然而，我们的被拆迁户却没有这种幸遇，因为地方党政控制了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那么，在拆迁这种问题上，法院还不是一屁股坐在了地方党政的一边。在绥棱县这起强拆事件中，甚至是公检法一齐冲锋陷阵，“当时在场的公检法司人员全部为便装，也没有人向她出示任何有效身份证明。”天啊，有这样的司法与行政的“大团结”，王洪军主任下次说出“不知道什么《宪法》”也不会让人惊奇！

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制，没有权力的相互制约，没有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机制，那么我们制定出再多的法律也只是废纸一张，《物权法》被蔑视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中国官员警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

2010年07月27日 06:19 AM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据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在中国各银行贷给全国各地方政府的7.7万亿元人民币（合1.135万亿美元）贷款中，有五分之一以上面临严重违约风险。

在应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进行的初步自我评估中，中国各商业银行确认了大约1.55万亿元人民币贷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贷款——这些资金多数用于资助地方基建项目。

中国银监会一名高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些贷款未必都会变成坏账，但中国的不良贷款率在今年年底几乎肯定会“略有上升”。

在中央政府面对金融危机而下达的扶持经济的指令下，地方政府直到不久以前还在大兴土木。不过，从今年初开始，中国银行业和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就一直警告，用于资助基建支出和房地产繁荣的许多贷款可能变成不良资产。

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估算，如果贷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有30%无法收回，那将使中国各银行的总体不良贷款率上升4至6个百分点。“整个行业的痛苦将是不均匀的；大型银行应当能够把影响保持在可控水平，因为它们的信用风险控制比较有力，但较小的机构可能会比较艰难，因为按比例而言它们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敞口较大，盈利能力也较低，”标普分析师廖强表示。

中国各银行去年新增贷款达到创纪录的9.6万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的新增贷款量高出一倍以上。但是，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减缓放贷的严厉警告，似乎正对经济产生影响。

中国经济第二季度整体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11.9%下滑到10.3%，而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贷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比第一季度减少62%，至1216亿元人民币。

但分析师们表示，遏制放贷的表面成功，掩盖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新趋势，即银行与监管宽松的信托公司合作，把贷款放在账目以外。

银监会本月初下令停止这种放贷。

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在10年前曾达到50%。如今，中国涌现出世界上最大、最盈利的银行，上月底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只有1.3%。

译者/和风

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内移？

2010年08月06日 06:08 AM
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两个工业园，但很少有名字像合肥大桃花工业板块那样吸引人，能赶上它那种增长迅速的就更少了。不到两年前，中国最大空调制造商格力(Gree)在这里建了一家工厂，如今已有雇员1万人。另一家空调制造商美的(Midea)在隔壁也有一家大型工厂。

这些新厂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合肥是安徽省省会，这个内陆农业省份距上海400公里。在过去30年的经济热潮中，安徽的主要作用是向东南沿海工业城镇输送劳动力。但如今，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正在向内陆、向安徽进军。

现代工业向内陆转移，对于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可能至关重要。在中国保持高增长的能力面临不确定性之际，中部地区的加速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从全球危机中有力复苏后，中国遇到了新的困难。中国政府正在逐步撤销大规模货币刺激，造成经济活动增长放缓。与此同时，中国无法再依赖美欧消费者对出口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其它地区的复苏日趋不稳，因此国内需求的扩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然而，对于新增长将来自何方，人们还存在很多疑问。

要回答这种疑问，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会有所帮助。中国可以大致分为3个区域。首先是北起北京、东至上海、南达广东的沿海繁荣工业带。其次是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虽然中国对这里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少数地区实现了繁荣，但整体上仍然相对贫困而且不够发达。

第三个区域是正在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的中部地区。在安徽、湖南和江西等省份，一些以前默默无闻的城市正在进入“工业腾飞”期。沿海地区成本和薪资上升，内陆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再加上刺激性支出，正鼓励中国企业纷纷涌向内陆地区，将10年前开始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汹涌洪流。合肥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

“这个过程的时机已经到来，”麦格理证券(Macquarie Securities)的保罗•凯维(Paul Cavey)表示。“中国中部地区有可能从成熟的东部地区接过发展的指挥棒，这对于全国的增长显然是个好消息。”

安徽和中国中部其它地区的繁荣，是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合力的结果。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改变了一些过去感觉与沿海地区更为隔绝的地区的距离感。

例如安徽，就将成为大规模高速铁路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些铁路包括纵贯南北的京沪铁路线和横跨东西的沪蓉高铁。过去，从合肥到上海乘坐火车需要8个小时。现在已缩短为3个半小时。

中金公司(CICC)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新干线(Shinkansen)高速铁路网的投资，重新描绘了日本的经济版图，降低了东京和大阪的优势地位，使名古屋和福冈等城市得以成为工业中心。新的铁路线将加快“中国中部地区的赶超步伐”，他表示。“这正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企业搬迁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

然而促成中部地区城市开放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规划者，也有市场力量。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受到一波员工加薪罢工潮的冲击，许多企业开始质疑在当地生产的竞争力。少量企业认为，解决办法是迁往越南或柬埔寨。然而，更多的企业选择了迁往中国内地。

10年前，安徽几乎没有任何来自其它省份的直接投资。然而，从2006年以来，来自外省的直接投资几乎每年翻一番。安徽省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安徽的省外直接投资达到4640亿元人民币（合690亿美元） ——对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贫穷省而言，这可是一笔大数目。除了物流得到改善外，更廉价的劳动力也是一个主要吸引因素。上海的最低月工资为1120元人民币，而安徽为720元。

格力就是省外投资飙升的一个例证。该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毗邻香港的珠海市创建，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商之一。18个月前，格力在合肥投产，厂房面积现已达到73万平米——相当于18个大型足球体育场，年产空调为600万台。

安迪尔电器(Andier Electrical Equipment)在深圳的工厂有100名员工，生产铝管和钢管。今年，该公司在合肥建了一家类似规模的工厂。总经理王刚表示，该公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里的生产成本比沿海地区低10%，而且许多客户也把生产迁到了安徽及中部其他地区。

投资流向的变化正在改变移民的格局。安徽以将年轻人输出到沿海地区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而闻名。安徽的6700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在省外工作。在春节期间，数十万安徽人需要挤火车回家过年。

随着本地创造的就业机会增多，这种情况正在开始发生改变。21岁的安徽人刘二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一家工厂。但他去年回到家乡，如今在格力合肥工厂的质量控制线上工作。他说：“我现在回家方便多了。”

何德球在合肥经营着一家名为新安人才网(goodjobs.cn)的在线招聘机构。他表示，最近几年，该网站上本地职位的招聘数量每年增长30%至40%。“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经济正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发展，”他表示。“很多人回来工作，特别是从南部沿海地区。”

如果投资流和移民返乡的趋势保持下去，当地经济的其它方面也将随之发生改变。拥有可靠工作的员工会需要住房，进而促进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他们还会寻找更时尚的场所进行消费，从而促进消费增长。迎合高端客户需求的汇丰银行(HSBC)已在合肥开了一家分支机构——表明那里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管理阶层。特易购 (Tesco)、沃尔玛(Wal-Mart)和家乐福(Carrefour)也开设了超市，为新兴中产阶层服务。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中部地区的增长有可能搁浅。与许多其它新兴城市一样，合肥也有许多形象工程。政府在距离市中心10英里的地方建了一个政务文化新区，包括一座市政大厅和两座弧形设计的30层大厦，前面是一片名为天鹅湖的人工水域。规划中的新机场设计成鱼的形状。

过去一年许多城市出现的房地产热潮也蔓延到了合肥。巨大的广告牌上满是托斯卡纳和滨湖时代广场等楼盘的名字。在合肥市中心南部，多达50个高层住宅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即将形成一片巨大的新社区。当地房地产经纪机构安徽房产网(Ahhouse)的李新华表示，合肥房价去年上涨了50%，主要受到当地人购房的推动，但也有来自外省的投资者。他表示：“确实有一些投机性买房。”

然而，就像其它城市一样，自中央政府今年4月宣布了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措施以来，合肥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陷于停滞。当地观察人士相当乐观，认为这里不会出现大规模崩盘。他们表示，房价会下跌10%左右，然后将重回上升通道。但没有人能够确定，政府能否令市场实现软着陆。

更广泛地看，合肥及其它中部城市面临的风险是，它们最近的增长过于依赖公共投资，而随着中央政府退出去年出台的部分刺激方案，公共投资必然会减少。

实际上，根据安徽省政府的数据，2009年，投资占安徽GDP的90%以上——似乎预示着存在巨大的投资泡沫风险。我们对这些数据不能偏听偏信，因为地方政府往往会低报服务业收入，高估投资项目。不过，这些数据确实表明，安徽等地很容易受到公共开支减少的影响。

未来有两种风险特别要注意。与许多地方政府一样，过去两年，安徽通过自己控制的投资公司借入了大量资金。然而，中国银监会上周估计，近四分之一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属于“高风险”贷款。一旦未来几年有大量贷款变成坏账，对各省的投资就可能减少。通胀飙升也可能造成同样后果，因为这会导致利率上升，放贷减少。利率上升还会对许多在建投资项目构成资金压力。

因此，中部地区的繁荣并非没有危险。随着刺激放缓，产业向内陆转移可能会为国民经济提供有利的缓冲。然而，尽管发展迅速，但合肥等城市的经济及大桃花工业板块仍显脆弱。

译者/梁艳裳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破冰”十年将让千万农民进城

人民网

从8月开始,作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以解决农民工城镇户口为突破口,开始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这意味着,10年内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这被认为是中国大城市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藩篱为目标,有组织地向农民敞开胸怀,使农民能够没有顾虑地带着足够财富和尊严进城。

　　8月1日11时,重庆渝中区解放碑派出所向合川区龙市镇龙头村村民陈刚发放了居民户口簿,陈刚成为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启动后转户进城的第一个农民。

　　这位45岁的农民告诉记者,从2000年到重庆主城经商之后,他就一直盼望能有一张城市户口。虽然此前曾两次提出申请,但都因子女超龄、自己学历不够等原因达不到入户条件。

　　户籍制度改革后,进城门槛明显降低,使陈刚顺利获得了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陈刚转户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马上去办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重庆市城乡统筹办主任杨庆育说:“‘农民’转‘市民’并不难,难在身份背后的‘市民权利和福利权益之变’。重庆农民大规模进城并非是剥夺农民权益的‘农转非’,而是通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匹配完善的土地处置、住房保障、养老保险等配套改革,保障公民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实现城乡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自愿为基础,设定合理的职业、收入、住房等门槛,避免农民“一窝蜂”进城。其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为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户籍准入条件,吸纳有条件的农民进入主城,防止出现“城市病”和“贫民窟”现象；对31个远郊区县则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扩大城市规模；同时,全面放开乡镇户籍准入条件,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聚居区居住。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明确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分“两步走”。2010年至2012年,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力争在两年内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实现转户人口在主城、区县城和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内的合理布局。

　　2012年至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每年转移70-8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非农户籍人口提升至60%。

　　重庆市长黄奇帆告诉记者,要实现千万农民有尊严地进城,首先必须妥善处理户籍问题。户籍问题是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核心。农村户口捆绑了宅基地、林权、承包地“三件衣服”；城市户口捆绑着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在城市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要求农民放弃“三件衣服”,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

　　户籍改革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脱掉捆绑在农村户口上的“三件衣服”,不是让农民“裸身”进城。重庆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重庆的思路是,即使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其在农村的“三件衣服”中允许最多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期内允许保留林权。

　　重庆市副市长刘学普认为,设立3年农村土地退出过渡期的制度安排, 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和突破。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减少社会动荡,促进农民转户进城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避免把转户农民推向无地、无房、无业的“三无”行列,同时也为实现转户农民“三大保障”和“五大保障”的置换腾出时间,这个置换一般需要2-3年,从而确保城乡居民身份的平稳过渡。

　　重庆市统筹城乡办副主任徐强说:“如果宅基地通过村落整治或退耕,通过设立重庆的全国首家土地交易所交易,产生的‘地票’收益归农民所有。目前一亩”地票“可以卖10多万元,这就成了农民进城的资本。另外,对于林地和承包地,有大户或企业愿意流转时,可以进行流转,收益仍然归‘新市民’所有。”

　　面对目前中国城市高昂的房价,农民进城最难解决的就是住房。今年年初,重庆20多个市级部门对5.1万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显示,重庆农民在城镇拥有合法住所的比例仅占13%,绝大部分农民工第一盼望的就是在转为城镇居民后,政府能解决住房保障问题。

　　对此,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将转户农民工这些“新市民”纳入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农民工公寓等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之中。

　　以解决范围广的公租房为例,根据规划,在未来10年,重庆市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到2012年将有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成,这些房源主要针对进城落户的“新市民”、新毕业的大学生等城市夹心层。

　　据了解,重庆公租房主力户型以50平方米至60平方米为主,适合一家三口居住。50平方米住房的租金在400-600元左右,要比市场价低1/3-1 /2,这样的价格是“新市民”群体能够接受的。将农民工纳入这样的住房保障体系就为农民进城大大降低了门槛。（记者李松 王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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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问题不在于农村或者城市户口， 而在于农民有没有自愿选择的权利。农民对自己收益损失的判断，比政府敏感多了。如果这样的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政府能更快地腾出整块农地进行建设，那这项改革只是征地补偿的高级版而已。

不过看到黄奇帆的评论还是很欣慰的。这位多次操刀改革的老手，对问题的总结还是很到位。而现在的关键是出发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