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4, 2010

中国智库:花20年、每年2万亿,市民化4亿农民工

作者: 综合 发自北京 2010-09-23 1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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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21日报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当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今后20年,中国需要解决4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按照每人平均10万元计算,每年需要投入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投入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

《中国发展报告2010》(以下简称《报告》)由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担任主报告的主笔。《报告》表示,如果能够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步消除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和其他障碍,预计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
据中新社的报道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非盈利智库型基金会
《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46.6%,是最近30年间世界上城市化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中,1.45亿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社会。

新华社报道称,杨伟民做主题报告时表示,我国城市化目前仍处在“半城市化”状态,距离“全城市化”有很大距离。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指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 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地城市的市民身份。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需要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报告》认为,要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关键是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即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地城市的市民身份,并平等地享有与城市市民等同的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承担相同的市民义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

发改委官员建议放宽落户城市条件据

《北京青年报》报道,杨伟民在讲解报告时称,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每年应解决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城市。报告显示,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从2010年到2030年可以基本解决已经在城市中的以及未来进城的4亿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使农民工和城市原有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杨伟民表示,应该逐步放宽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条件。调研报告称,农民工市民化不能像现在某些地方的规定,只给“获得省部级优秀农民工”的极少数人落 户。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完全放开户籍限制;东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原则上也可完全放开户籍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根据本地综合承 载能力放宽落户条件,人口超载城市可设置高一些的准入条件。

据《新京报》 23日报道,《报告》认为,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要维持现有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采取放宽落户条件的方式逐步推进。所谓“逐步推进”就是对于符合 条件的,可以第一年发给暂住证,第三年发给蓝印户口,第五年发给正式户口,这样既给进程农民工实现在城市定居的希望,又兼顾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使农民能够 有序落户。

专家称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据中国网的报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在《报告》序言中指出,城市化既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为今后10年、20年甚至 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只有实现了身份和社会保障的真正转变,城市居民规模的扩大才能在拉动消费上发挥作用。”

蔡昉说,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能使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个至0.24个百分点。但目前由于进城农民工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城市居民依然是拉动消费的主力军。

此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曾于15日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是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此外,中新社援引《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已经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队伍已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产业工人转变,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正为“中国制造”注入新的竞争力。

《报告》指出城市化的复杂性和艰难程度前所未有

首先,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据新华社的报道,《报告》课题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

报告认为,“经营城市”、“以地生财”、“土地财政”带来了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30日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举办记者会,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农业部有关发言人就城镇化进程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从1999年到2007年,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

《新京报》引用蔡昉的话指出,城市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人口密度和集中度,“我们的密度却在下降,中国这样的土地稀缺的国家,更应该集约使用土地。”

新华社的报道援引《报告》中的数据指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空间中,适宜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的国土空间约为180万平方公里,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空间,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陆地国土空间的3%。

消灭村庄?——中国新城市化之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2010-10-13 19: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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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国土资源部部长称,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需要的这个迫切问题,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试点。 (CFP/图)

陈锡文的担心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现在忧心忡忡。

近期在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的领导雄心勃勃地对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说:我这个地级市一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因为100万户农民大概占了100万亩的建设用地。

陈当时很吃惊,问,哪来这么多钱?

地方领导说他算过账,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陈说,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李平也忧心忡忡。今年5月,这位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律师及北京代表处代表刚在苏南一个在全国来说都数一数二富有的地级市做了“双置换”的调研。所谓双置换,就是用承包地换城市社保,用“宅基地+农村住房”换小区安居房。

他发现,在“双置换”项目中,农地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但农民却永远放弃了承包权:农地以“流转”的名义集中到市县级政府的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最终成片把土地租赁给规模经营企业或者是承包大户,租赁收益归政府所有的融资平台。

而且,农民以承包权“长久不变”的承包地换取的城市社保,却是有“保质期”的:死后社保取消,并且在一个设定的截止日期以后出生的孩子无权享受

尽管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置换令人担忧,但各地的现实却是——地方政府正以罕见的热情拥抱“拆村并居”行动,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让农民上楼,把腾出的农 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获得城乡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更可以突破宏观调控下紧缩“地根”的限制,完成各地GDP的发 展目标

“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房”以达到腾出更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旧村改造”、“村改居”行动正在从沿海到内陆,一路高歌猛进。

重庆宣布了要在10年内让千万农民工进城的户籍改革,而山东省诸城市(县级市)在今年6月以来就相继撤销了1249个建制村,合并成208个农村社 区,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城市。“过去还仅仅是占农村的耕地,现在是变成了拆人家的房,全世界都没有见过。”在近期于海口举办的“城乡一体化:趋 势与挑战”的研讨会上,陈锡文言辞罕见地犀利,“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他担心,如果这场以城市利益出发、试图增加城市土地财政收入、“盲目的”城市化运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是要出大事的”。 (ME: How to prove)

城里的许多建设用地,是用农村的宅基地换出来的 (CFP/图)

助推剂

9月11日,山东临术县召开了今年第四次土地增减挂钩现场推进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在讲话中指出,“务必把增减挂钩工作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

“难道中国突然之间耕地不足,已经到了必须让农民腾出自己的宅基地,并且一天都不能耽误,并且必须忍受农作的不便,忍受生活的不便,忍受将来可能不 再能回来(回到土地)的不便,并且必须将本来是好端端的还可以住上一百年的小楼拆掉浪费资源与环境的一步了吗?”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 雪峰忍不住愤怒。

他说,所有的问题只因为国家为了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而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占用耕地时,必须先复垦出相应的耕地出来作为补偿。而目前唯一比较容易复垦为耕地的是农村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民的宅基地

贺说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简而言之,就是农村通过复垦增加的耕地面积,可用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在这个等式中,看起来耕地总量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没变,但实质上是把集体所有的土地置换成了国有土地。而迄今为止,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用仍是法律空白。

近年来,随着紧缩地根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用地指标匮乏一直是困扰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财政资金吃紧更是地方政府的难言之痛。在这种条件 下,如何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条件下合法获得用地计划指标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因此,2006年国土资源部第一次在天津、山东等地推 出“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试点后,即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热烈拥护,“双置换”模式迅速地拥有各种不同的地方版本。

今年7月,在大连召开的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需要的这个迫切问题,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试点。

而与农村土地最近的县乡政府,成了这个政策试点的主战场。江苏省射阳县国土资源局在今年9月的一个调研报告中称,乡镇突破用地指标困局的“唯一出 路”只能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这一工程,“存在逼上梁山味道”,因为“没有土地指标,意味着所有的建设、所有的项目都是泡影,上级所有的考核、指 标、发展也就都成了空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几乎所有搞“增减挂钩”实验的基层政府都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坚持亲自抓、亲自过问,并适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会办”,协调解决挂钩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山东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区域,推进的力度非常大,而县乡两级政府则主要承担了拆农民旧房和土地复垦的工作。

比如,9月11日,山东临术县就召开了今年第四次的土地增减挂钩现场推进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任庆虎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土地增减挂钩工作已到了 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压力感,“务必把增减挂钩工作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抢时间、争效率、保进度, “全面加快拆旧复垦工作”。

在这种“比着拆”的地方竞争中,由于各地补偿标准不一,由于农民不愿意离开居住了几辈子的乡土等多种原因,造成农村矛盾激发。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个被很多官员称为“城乡统筹抓手”的增减挂钩制度还很可能沦为政府的债务工程。由于必须先拆先建农民新居、先复垦才能置换城 市建设用地指标,所以通常要由政府先垫资。然而如果一旦置换的土地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或者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不得不压低土地价格,那么政府的前期投入很 可能就收不回来。

而且,农民上楼后,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在收入没有相应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很多家庭很可能跌入贫困

更不要说的是,农民上楼后,普遍的问题是牲畜没地养,机器没处放,种田还要去坐车,中国村庄传统和文化面临断裂。

“人总是要有所敬畏的,敬畏我们自己的传统,敬畏国家的法律。”陈锡文感叹说,“农村社会之所以这么多的人能够比较平静的运行,农村的血缘地缘关系看起来是一种落后,但是客观上它是一种传统东西,这种东西保障了农村社会在很少公共资源的情况下能够平稳的运行。” (ME: Exactly! Similar to Lily's research argument. Now forced urbanization is exposing this problem.)

钉子户与强拆,不时在各地轮番出现 (CFP/图)

被曲解的政策

听了这几点原则后,不少干部当即就对陈说:“那我还费什么劲去搞村庄拆迁,我要搞不了就不搞了。”

其实,在陈锡文看来,眼下的这场拆农民房的运动实际上是对“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的曲解。他说,“增减挂钩”第一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当中是在2004 年的28号文其背景是2003年全国各地规划的开发区面积达到了当年全部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5倍,逼得中央痛下决心,以复垦的耕地面积作为硬性指标制约 开发区的无序扩张。

然而,现在知道这种背景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则简单地认为,“增减挂钩指标置换”就是“拆了村庄,然后拿过来搞城市建设”。(ME: from "ONLY IF arable land is reclaimed..." to "AS LONG AS arable land is reclaimed..." 怎么能够规则没有制定好,要遵守规则的人靠理解背景和精神来端正行为?) 而且,随着这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通过置换获得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直接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ME: Even quotas can be mortgaged!)

其实,根据陈锡文的介绍,“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从陈接触到的很多省一级干部到县乡级干部,“都不太清楚,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原则包括:

新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必须纳入年度计划,“不可能你自己拆多少你就可以增加多少计划”;通过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获得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额返还当地人,不 许截留,因为这不是征地,而是农民的建设用地;而且,该政策是为了保证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所以置换只能在县域范围之内,不能往中心城市发展。“否则都 往中心城市发展了,小城镇有什么发展机会?!”

听了这几点原则后,不少干部当即就对陈说:“那我还费什么劲去搞村庄拆迁,我要搞不了就不搞了。”

陈回应说:“具备条件的地方不是不可以弄,但是不具备条件的东西硬做,用我的话说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就是要你那点地,而且拿了地卖了钱照样不还民,或者是手头比以前宽了一点给你们一点好处,但是大头我还是拿。”

目前,通过城乡土地置换获得的土地收益,几乎没有100%返回农村的,好的地方的做法是把其中的40%用于新建村庄的基础设施,剩下的60%政府和农民对半分

关于“增减挂钩指标置换”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2008年国土资源部国土资颁发的138号文第十七条明确写道:“建新地块实行有偿供地所得收益,要 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按照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优先用于支持农村集体发展生产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

然而现在,不仅各地一窝蜂地都在加快搞“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而且违规操作也非常多,比如地还没复垦、农民的新聚居区还没建好,城市建设土地指标就可以交易,或者进行抵押贷款,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失效。

如果不遏制地方政府通过城乡土地指标置换大量增加计划外建设用地,如果不遏制土地生财,“一定会变成一种灾难。”陈锡文郑重警告说。

谁的城市化

本来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的责任,但现在,农民要想获得这样的服务,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赎买。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全部是资源向城市集中,包括资金、人才、项目等。

因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近期一次研讨会上特别提出,中心城市,尤其是地级以上的城市,而不是财政紧张的县级政府, 要承担城乡统筹的责任,把城里的一部分资源配置到农村去。“我住在城市二十年没有交钱修过路,为什么要农民集资来修路呢?道路不是公共设施吗?让农民自己 修路,那不是政府的失职吗?”肖金成说。

李铁对这点感受深刻。他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过去十多年来,在谈城市化的问题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 不一致地方政府总是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发展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个花园城市的崛起;而作为中央政府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农民进城

然而,在他看来,如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一直以来遇到了城市非常强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中国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持什么态度。

十二五规划讨论的时候,李铁听到一个特大城市的市长说,按照该市现有的财政能力,可以让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达到一个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如果把八百多万农民工加进来,他就一筹莫展。

他到中西部一个靠石油发财的地方调研,该地实行全民医疗,其本地人口20万,外来打工者30万,但他们仍然说,即使财政有钱也不包括外来打工者。(ME:态度是由insitutional constraints决定的啊!)

本来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城市的责任,但现在,农民要想获得这样的服务,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来赎买。“这说明中国的 城市化问题,是一个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经济学范畴,超过了我们现有的社会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严重的社会利益调整问题。”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挑战与未来”研讨会上,李铁这样说。“只有真正解决了城市化问题,中国所谓的和谐,才可能有一个开始。”他说。






住建部:防止单纯为解决城市发展用地盲目撤并村庄

2009年11月28日 08:50:33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09-11/28/content_12553157.htm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杜宇)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李兵弟日前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出路只能立足于现有的城乡建设用地,确保村庄整治节约出来的土地利益,绝大部分用于农民,防止单纯为解决城市发展的用地盲目撤并村庄。

李兵弟是在此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据李兵弟介绍,到2008年末,我国城乡建设用地有22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约5万平方公里,乡村建设用地约17万平方公里。如果按户籍人口划分,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约在100平方米,农村的人均建设用地现在已经到180平方米

李兵弟认为,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确可以有效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中国的城镇化 发展出路只能立足于现有的城乡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应该按照城乡规划实施,在切实保证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基础上,通 过有效的村庄整治,节约用地,统筹用于城乡的发展。

他说:“随着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的变化,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调整农村的居民点,更大范围地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保护农民的利益,确保村庄整治节约出来的土地利益,绝大部分用于农民。”

李兵弟表示,当前应该把农村节约出来的土地,更多引导用于小城镇发展。他说:“如果我们节约出来的土地用在大城市,必然导致大城市进一步外延式发展,将带来城乡矛盾和大城市病的继续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导,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

国务院:撤村拆建禁违背农民意愿

( Original source: 新京报 2010年11月11日 星期四 电子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11/11/content_167757.htm?div=-1; 转载于新浪网, I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0 and copied texts)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

  部分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有效促进了耕地保护;一些地方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对统筹城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亟须规范的问题。

  主要是: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有的地方违背农 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挂钩周转指标使用收益分配不规范等。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 约用地制度,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依法推进,按照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治理的原则,以农田整治为重点,提高高 产稳产农田比重和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严禁以整治为名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会议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不得强拆强建。严禁违法调整、收回和强迫流转农民承包地。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

  会议强调,要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模和范围。经批准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地方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坚持局部试点、封闭运行、规范管理,不得扩大试点范围。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所腾出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严禁以整治为名,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擅自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将追责“一把手”

  会议强调,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挂钩试点、超出试点范围开展增减挂钩和建设用地置换或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地方政府负责人 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相应扣减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和督促检查,加大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处罚力度。(ME: who monitors and enforces?)

  ■ 专家说法

  用地增减挂钩应明确细则

  昨日,针对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说明国务院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即将农村建设用地 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试点的方向给予了肯定,但是也明确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规范。

  党国英建议,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出台对增加挂钩试点的管理细则,细则首先应该进一步强调农民自愿原则,同时要循序渐进,明确对农业专业户不能集中居住,要帮助他们建设分散居住点,也方便农机的存放。

  对于集中居住的农民,党国英建议,社区在基础设施、垃圾处理、市政建设上要完善配套,至少要像居住在小城市一样,不能搞几个村的简单合并。另外,将现在以县为单位进行的增减挂钩试点,扩展到以市为单位。

  党国英认为,如果相关部门能出台增减挂钩试点细则,可以在细则里进一步明确追责措施。“从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上分析,追责措施仍会是以行政处罚为主。”

  本报记者 吴鹏

  ■ 新闻背景

  二十余省市“拆村并居”

  今年10月份,记者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走访,发现一些高层小区在农村拔地而起。

  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

  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

  在河北廊坊,2006年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如今已成一片废墟,大片新修的村居在铲车下倒塌,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被铲平。

  如今,像诸城这样的“拆村并居”,正在全国二十多省市进行。

Thursday, December 2, 2010

户改,成都突进

(ME: 越改越复杂,越改漏洞越多!)

发布时间:2010-12-02 00:57:49 | 时代周报 | 107期 |


在全国各地一波又一波展开的户籍制度改革浪潮中,地处大西南的成都亦浓墨重彩地推出了自己的户改方案。

11月16日下午,成都市政府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文中简称《意见》)。

成都版户改方案甫一出炉,即引起巨大反响,被外界评价为“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国内户籍改革方案”。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刘小童 发自成都

面对满屋子的媒体记者,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秦代红显得有些紧张。作为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成都户改方案的草创者之一,他十分清楚手中这份《意见》不一 般的分量:到2012年,成都全域将实现统一户籍,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并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成都户改的愿景是,彻底消除户籍管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基本权利不平等,让户籍回归管理人口信息的本来面目。”秦代红说,这意味着在成都,“农民”这个称谓将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仅仅是一种职业。

双向自由迁徙

成都版户改方案(《意见》),从2008年就开始酝酿起草。据秦代红透露,起草过程得到了包括茅于轼、周其仁、倪鹏飞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提供了智力支持。

调查表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权利和福利差异。秦代红称,这些差异表现在:

农村失业劳动者和进城务工农业劳动者难以享受就业援助扶持政策;社会保险政策虽已惠及非城镇户籍人员但其享受标准较低;农村住房困难对象尚未纳入住 房保障体系;城乡居民“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差距较大;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尚未实现城乡全覆盖;城乡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还存在不均衡现象 等。

因此,在此次户籍改革中,成都市政府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城乡居民的权利和福利差异问题,并从机制体制创新上提出了12条具体措施来破解。

按照《意见》,成都市将首先破除长期以来束缚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制度障碍,全面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

《意见》确定,随人口自由流动,户籍也跟着自由迁徙,以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的一致。城乡居民凭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随居住地变动而变动,享受户籍所在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权利

改革勾画的图景是,不仅农村居民可以迁徙到城镇,城镇居民也可以选择到农村定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自由迁徙不再受任何限制

“双向自由迁徙是成都户改的创新之举。”在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看来,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把农民拦在了城外,也把城市居民拦在了城内,“成都提出实现城乡双向自由迁徙,这一点想得很周到,体现了城乡居民权利的对等。”

而在鼓励农民进城的基础上,成都市明确规定:农民进城不以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即农民可以带产权进城,就业、参加社保不以丧失承包地为前提;不愿进城者,同样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

对此,秦代红给予了一个形象说法:农民非但不是“光脚”进城,反而是穿着“风衣”进城;城镇居民可以自由下乡,享受田园风光。

但因土地承包权等农村产权确权后,保持长期不变,城镇居民迁往农村将只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而不能分得土地和宅基地。

与全国其他省市掀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相比,成都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主要着眼于破除长期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权利不平等,以实现统一户籍背景下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秦代红称,2012年底前,成都将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志,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会保险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农民’这个称谓将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仅仅是一种职业。”

同时,《意见》提出,到2010年底前,成都将已有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无论是城市或者农村居民,都将统一适用城镇的社保以从根本上实现城乡社保的公平。

成都市住房保障体系概念还首次从“城镇”延伸到“城乡”。《意见》表示,2012年要按区(市)县分别建成统一的城乡住房保障体系,将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统一纳入城乡住房保障体系,以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以及租房、建房补贴等方式解决其住房困难。

此外,2012年底前,成都市还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救援制度,统一的中职学生资助政策,以及城乡统一的退役士兵安置补偿和城乡义务兵家庭优待政策等。

户改七年路

在秦代红看来,成都市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是“水到渠成”之举,积聚了成都市城乡统筹改革的七年实践之功

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率先在国内进行统筹城乡的“自主改革”。2007年,成都和重庆一并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目的就是为解决“三农”问题探路。

此次户改方案出台前,通过各种制度性改革,成都基本上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为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享受平等权利基础上的自由迁徙创造了条件。

在教育方面,为了补齐城乡教育差,成都3年投入9个亿,在全域成都建了410所标准化学校。社保方面,成都建立了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制度;率先在全国将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属高校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合为一体,实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一体 化。

2008年,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展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明晰了农民的财产权,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制度,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农民的财产有了流动转让的权利。

“这使得生产要素开始逐渐实现自由流动。”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只有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等财产的权利和实现财产的可流转,农民才能真正从土地上解脱出来,进入城市。

2009年7月,成都村级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改革更是在全市铺开,把村级公共服务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将公共资源配置水平进一步缩小,使成都公共服务水平落差逐步“找平”,曾经巨大的城乡鸿沟正渐渐弥合。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伴随着统筹城乡的实践,成都此前早已进行了四次大的户口政策调整。

2003年,成都取消入户指标限制,以“准入条件”代替“入城指标”,只要在学历、发明、特长、贡献等方面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在成都市区落户。在全程参与了成都户改的成都市经济发展院院长阎星看来,用“准入”代替“指标”,是户籍管理计划体制的第一次破冰。

2004年,成都打破沿袭数十年的二元户籍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历经两年才完成的这项 “一元化”户籍登记工作,将651万“农业户口”在户籍本上转为“居民户口”。据阎星介绍,当时成都市的经济适用房已经向农民开放,他们可以购房入城,但 前提是“必须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

2006年,成都再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入城门槛,实现本市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且居住1年以上可入户。

2008年4月,成都再次下调准入条件,实现本市农民在市区租住成套私人住宅即可入户。取消了“统一规划”和“租住时间”的限制,进一步打破了由货币筑起的阻碍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壁垒,使中低收入的农民工也能以较低成本入户。

阎星表示,成都在2003年至2008年间推行的户改,还一直是在“登记”和“准入”的框架下进行的,虽打破了户籍管理的计划机制,但仍未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城乡之间依旧存在着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门槛”。

2010年11月宣布的这次户改,则彻底破除了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真正统一户籍,以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秦代红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改革,始终是围绕着怎样让所有的城乡居民都能够活得有尊严、满足所有城乡居民都能够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原则进行的。”

所谓的尊严,就是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的马路要修得跟城里一样宽,”秦代红解释称,强调“基本”两个字,就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配套改革定成败

发布《意见》,仅是成都本轮户改的“序曲”。目前,成都市政府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正在制订具体实施意见,以构成完整的配套制度体系。

阎星透露,在《意见》公布前,成都市政府组织人员进行了广泛调研,向各界征求意见,也对此项改革进行了风险评估,全市40多个政府部门都参与了讨论。

风险评估涉及到城市承载能力、社会保险制度、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教育资源配套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支付能力,以及一旦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有可能引发的社会隐患等等。

成都此次户改,在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就业、政治权利和民主管理权利等方面强调了城乡平等,突破了曾经阻碍“户改”前进的“硬骨头”。但阎星坦言,方案一旦实施起来,仍面临重重挑战。

“成都这次推进全域城乡统一户籍改革,本在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的计划和目标之中。”阎星说,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则是城乡统筹改革中最难攻克的两个环节,“因此,成都推行户改也意味在城乡统筹改革上步入深水区”。

目前,成都全域拥有500万以上的农业人口。阎星表示,要让这些农民进城,或者实现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首先需要政府投入庞大的资金来解决。

“在方案制订时有估算,一个人大概15万,成都500万农民就要7500亿。2009年成都财政收入387.5亿元,政府不吃不喝也要20年。”阎星表示,这笔庞大的改革成本单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

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建瓴则认为,成都市这次户改方向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细节、管理上如何落实和操作。他亦表示,政府能否承受住 农民进城之后的压力,也将决定户改成败,特别是教育压力,2001年郑州就是因为对城市教育承载力估计不足,最终导致其户籍改革陷于困境。

事实上,《意见》一出炉,就引发了学生家长们的大讨论。按规划,成都市2011年将全面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公平就学。一旦 实现了全域成都内自由迁徙,则意味着农村居民在城市租房就可落户市区,享受就近入学的待遇。因此家长们纷纷担心,城区名校可能会越来越挤,学位越来越紧 张。

而成都中心城区的教育承载力已明显不足。今年8月,成都市大部分小学门口,家长们彻夜排队等候报名;不少家长因孩子报不上名而围堵聚源路小学,“跪求”教育局。更有家长因孩子没有分配到省实验中学,到教育部门“抗议”。

成都市教育局正在制订与户改配套的政策,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他们拒绝透露其中细节。但该局负责人坦言,家长们所担心的问题正是政策制订过程中的难点。

此外,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调整更新的滞后,也将是成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现实难题之一。相关专家称,过去七年来成都户改上的“先行先试”,实际上已多处突破现行户籍法规,此次农民“无条件”进城,更是在原法律文本下无法想象的。

“这些户籍管理法律上的空白点,都需要在此后的配套制度设计中进行突破和完善。”成都市公安局治安防范人口管理处处长马力说。



Friday, November 26, 2010

中国大堵车刚刚开始

出处: 柴静博客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 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 拥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 性化有好处。”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他想了想,说,“咱们是行政长官负责制。” 《面对面》视频地址:http:news.cntv.cnspecialjiaotongyongdushouye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 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 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 去的。”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 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 拥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 性化有好处。”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他想了想,说,“咱们是行政长官负责制。” 《面对面》视频地址:http:news.cntv.cnspecialjiaotongyongdushouye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 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 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考虑这个城市。”

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 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 拥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 性化有好处。”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他想了想,说,“咱们是行政长官负责制。” 《面对面》视频地址:http:news.cntv.cnspecialjiaotongyongdushouye

“你 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全智 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住, 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都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都 能理性用车,平时有车不用,假日才开。” “有人觉得,我买了车不开干嘛?” “你买车,我不剥夺你的购车权,我现在我要保护全体人们的利益。尤其要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那我就哪拥堵哪收费,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经验,它现在全方位, 全智能化,实时检测每条道路上的速度,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然后收费走的人少了,超过20公里,再放行,就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这样的东西也遏制不 住,那就是现在这个,尾号管理,尾号管理再发展,严厉一点,不就是单双号,单双号就掉一半。” 我确实有点惊着了,“但是谁能想象单双号成为常态?” 他一笑“大家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当北京全面瘫痪之后,大家就会认识到不这样不行了,那你就只能走到瘫痪之后,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不控制不行吧。” 三 “两条线各干各的,根本没想过衔接的事儿” 但开车的人都说,你以为我想开?我倒想坐公交呢?你去西直门地铁试试。 我平常走路上班,坐地铁都是一号线,没坐西直门转乘过,原因是每次一听到要在这儿转乘,同行的朋友一定会叹口气“还是打车吧” 陆教授约我转一次。 我上楼梯,下楼,再上,再下,转弯,再转,走啊走,走到了地上,再下去,…… 我气喘吁吁地问:”现在咱们能算到了吗? 他说“没到呢?我们还得沿着这个通道继续走。”他说,他上次去开交通研讨会,就坐这条线去,最后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就不明白了,换乘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弯子,他说“明显的两条线离得太远了。” “这一点在设计的时候原本可以解决吗?” “技术上不难实现,这是一个协调问题。两条线各干各的,所以压根儿就没在一起讨论过两条线的衔接。建完了,然后说,反正我们的得连在一起,就设计了一个长 长的通道,这个通道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走到这个地方。” “协调一下有什么难么?”这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就是开个会么。 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沟通的问题,它有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要进入我这个地方,那不行,我有红线划定,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 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 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 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必须要做的?” “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北京13号线建之前,原来方案是要充分利用北京的郊区铁路,但是就是谈不拢,只好自己建一条,有些是沟通信息的层面,有些就是涉及到部门利益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四 “这个我回答不好”

我有个同学,住在回龙观,她每天挤不上十三号线,只好想买车,想着买了车没地方停,只好蹭邻居的车上班,每天五点半,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晚上七点再打车到人家单位,在冷风里站人家楼下等着。到了家只剩睡了。

陆化普把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都叫睡城,“因为城市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家工作都在市里,只能回家睡觉,轨道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必定成这样”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我不太明白,“在做睡城规划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吗?”

“可能有它的背景,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内住房极度困难,急需疏散一部分人到外面去,那大家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没有精力考虑我们交通会不会出大问题,如何来解决它,目前这种层面的分析还没有。”

这个层面的分析没有?------我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的规划模式,交通规划发现了问题,无法反馈到城市规划上面去。所以是很被动。”

我问:“现在我们规划时候要求要做交通影响性的评价吗?”

“对。”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

“必须要做的?”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像您所说的,大量的项目实际上是在明确的知道会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建设?”

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 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 拥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 性化有好处。”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他想了想,说,“咱们是行政长官负责制。” 《面对面》视频地址:http:news.cntv.cnspecialjiaotongyongdushouye

他脸上挣扎了一下,欲言又止“这个我回答不好。”

五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 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 拥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 性化有好处。”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他想了想,说,“咱们是行政长官负责制。” 《面对面》视频地址:http:news.cntv.cnspecialjiaotongyongdushouye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 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拥 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刻地反思,而我们还在继续走这条路?” 我上次采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杨保军的时候,他说他在地方上看到了两百米宽的车道。 陆化普:“如果支路不畅,主干道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像排水系统一样,干线管子来了,到了老百姓使用,你必须有配水管,所以你光搞了几条主干道,车子在主 干道上很快,到了头儿上,就堵住了。” 我问:“形成拥堵,这不也是很难看的城市形象吗?” 他说:“因为我们还有任期,所以我觉得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要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因为业绩的创造是在两三年内创造的,然后可能就调任了。那么这个后边的 拥挤大家不会认为说是那一任他修了大宽马路拥堵了,而是说现在车多了,反正当时的业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缺乏事后评价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小汽车主导方式一个反思说,如果不断地建设道路的话,带来的结果只能是……” 他接话“对,新的更大规模的拥堵。洛杉矶是美国教训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无比巨大,低密度开发,公共交通无法运营,高度依赖小汽车,这样一个城市,它 的道路面积率37%,中国城市是绝不能模仿和走洛杉矶这样的道路的。因为就连美国城市,洛杉矶都是反面的典型。因为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 然后是环境造成的环境破坏,就是我们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支撑这样一个城市。现在美国推进公交主导,自行车叫复兴,鼓励人们走路,这个势头现在已经非常迅猛 了。”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 性化有好处。”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他想了想,说,“咱们是行政长官负责制。” 《面对面》视频地址:http:news.cntv.cnspecialjiaotongyongdushouye

“为什么他们在深刻地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很少有人愿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失败教训的案例书到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一本,我总是期待,我说如果什么时候写出教训这个案例集,可能对大家反思理性化有好处。”

一 “以后你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晚高峰还没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在中关村路向前开,我转头问开车的陆化普,“你说中国城市很快要经历严重的整体 性交通堵塞,难道这还不算吗?” 这位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教授说:“中国的拥堵还没上档次呢,北京这种拥堵刚开始,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就三五年,全都 得进入这种状态。”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长沙现在机动车增长率30%,现在75万辆车,武汉我看了一下是100万辆车,增长率是20%,非 机动车没处走,进入人行道” 他说:“一切都被机动车的洪水冲刷。” 按其他国家300-500的千人机动车拥有率计算,北京可预测的数字是五年后会有750万辆车。 他说“那会真的瘫痪了。所有城市功能就会瘫痪,所以我的观点,坚决要采取,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机动车保有量绝对不能突破这个,我觉得600万都不能突破, 甭说700万。” “会有人问,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一下,说你以后坐车出门就随身带副牌吧。 我愣一下,他举泰国的例子,“曼谷前些年放任,结果是什么呢,车在路上走,走不动,大家就下车开始打牌,在路边打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大量尾气排放, 大家上街都戴口罩。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它现在过来了,是痛定思痛,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建好了,然后大多数人 放弃了车,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你还坚持说我不放弃车,也会过去,这是永远过不去的。” “北京现在汽车生产跟销售,对整个工业的生产消费拉动接近5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是支柱产业。你现在要把这个产业影响了,有人会觉得谁负这个责 任?” “如果城市交通瘫痪,不仅仅瘫痪一个汽车工业,还会波及所有的行业,交通成本我们夸张一点说变得无限大的时候,你的所有成本,你的销售覆盖不了你的成本的 时候,不都垮掉了嘛,何况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并没有说就到了要么交通问题得到解决,要么中国汽车企业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下” 二 “到了收拥堵费的时候了” 我问他,就北京来说,现在一天增加两千辆车,谁拦得住? 他说:”这个势头取决于我们有一系列的,我们有多道防线,你比如说第一道,就是收拥堵费” 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记得三年前他是鲜明反对收拥堵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到收的时候,收不收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状态,也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拥挤程度,当不拥堵的时候,我们收,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但是当你拥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如果不加干预和调节,城市的功能就会大大遭受损害的时候。” “会有一种声音说,拥堵我作为车主我就是受害者。我受了害,然后我现在还要再付拥堵费,他心理会觉得不平衡。” “这个也不对,这个是缺少一点经济学的概念,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因为由于你整个车队,由于你的加入带来额外的拥堵,那这个拥堵产生的后果不但是付 出了时间代价,还有环境污染,还有噪声,还有其他,这个后果你是一个贡献者,所以就应该你支付经济成本。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考虑自己,也应该 考虑这个城市。” “他会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车多了?说你看香港东京的车一点不比我们少,交通密度也挺高,但人家香港就不堵。” ”香港的公交分担率是89%,也就是说11%的人才是其他的方式。机动车出行比重极小,反过来说,如果大家“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提供给决策者依据吗?”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国家可以走多远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王书亚 2010-11-01 17:15:45


坊间新出陶涵先生的《蒋经国传》。记得1985年我上初中,书摊上买到江南的《蒋经国传》,16开本、以刊带书。心里震惊极了,想不到对岸的国民党这么坏。一时间,激发了我读书向上、报效国家的情怀。

这是第一部描写台湾白色恐怖的好莱坞电影,片名取自1965年的小说《Formosa Betrayed》。1544年葡萄牙人来台,称她是福尔摩沙(美丽岛)。影片杂糅了1981年的陈文成案和1984年的江南案。1981年7月,密歇根 大学的数学家陈文成,常在美国华人报刊上批评台湾。他回台期间被警备总司令部秘密“约谈”,后猝死于台大校园,留美学生纷纷示威。2009年3月,马英九 就任“总统”后,指示“最高检察署”重新调查28年前的陈文成案以及林义雄灭门案。7月,“最高检”对涉嫌陈案的5位当年情治长官,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电影在主人公身份和案情设置上,化用了陈案,但故事大纲是参考江南案。1984年10月,写《蒋经国传》的美籍作家江南(刘宜良)在自家车库被暗 杀。FBI指证凶手是台湾“竹联帮”的头目陈启礼和助手吴敦。美国要求国民党引渡凶手,但施压无果。后来FBI宣称,他们已掌握陈启礼的一卷录音带,显示 有台湾军情部门介入,元凶直指“总统”之子蒋孝武。蒋经国被迫于1985年1月,下令逮捕情报局局长、副局长和三处处长。1月13日,他透过中央社承认情 报部门卷入了江南案。8月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他黯然宣称蒋家将不再有人承继大位。1990年,刘夫人在美国起诉“中华民国”,胜诉,获民事赔偿 145万美元。蒋经国晚年解除党禁、报禁,他的荒凉心态和此案有莫大关联。

最近几日,出门不便。在家读教育家洪堡的书《论国家的作用》。1792年,24岁的洪堡就写出这部名著,直到60年后才出版全文。有意思的是,德国 近现代史上,凡遇国家主义溃散之时,这本书就会被刊印。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发现尘封已久的书稿,惊呼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后来,1918 年威廉帝国垮台,1945年纳粹德国灭亡,德国知识界都再次重印和讨论此书。

你写的书,每逢亡国就有人读,先知的痛苦莫过于此。

洪堡对国家的看法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也是基督教的。前者的意思是人的最终目的是与国家无关的。国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甚至在成就人的最终目的上 也使不上什么劲。国家只能向公民提供“负面的福利”,就是在人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后者的意思是,国家必须是一个世俗国家。国家 本身不能成为宗教或信仰的对象。这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国家崇拜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洪堡最精彩的论述,是对宗教与国家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从实证的角度论证,国家对宗教和人类灵魂领域的任何干涉,都会导致某些意见对另一些意见的 粗暴排斥。另一方面,他强调人的内心对宗教信仰的接受是不可能以技术手段理解、规划和控制的。国家,是且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有关宗教的一切事情,都处于 国家作用的界限之外”。

人们对专制的理解,往往是形而下的或制度主义的。表面上,国家容易滥用的,都是形而下的资源(刀剑与枪炮)。事实上国家更容易滥用的,是它的形而上 资源,即它的身份、主义和荣耀。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说,所谓专制,就是把一种虚构的国家目的置于人权条款之上的体制;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认为国家是可以侵犯 的,但人权条款是不可侵犯的。从基督教的角度说,所谓专制,就是把国家当作神的政治体制。

电影给了我反思的机会:当年国民党为什么一定要杀江南?因为假神需要不断地献祭。在一个专制时代,江南触犯的,不只是蒋家的政治利益;他的言论如滔滔江水,冲的是一个拜偶像的政权的龙王庙。

江南被杀那一年,有些人冒险成立了“台湾人权促进会”,之后坚持每年发布“台湾人权报告”。几年前我曾有机会,搜集了他们20年的报告。他们的“年 度人权新闻”,有个很打动我的编配方式,就是以《世界人权宣言》的30个条款为框架,将每年的新闻事件都仔细区分,罗列在每一条款之下。年复一年,很多人 都背得出人权宣言了。不但背得出,还学会了分类。看到报上的一件事就晓得是和哪个人权条款有关的。如果某年开始,某项条款下一个事件都没有。那时心里的快 乐,正如洪堡所说的“负面的福利”。

譬如,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90年开始,这一条款下面,几乎每年都是空白。

又如第13条,“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陈文成案后,台湾取消了出入境须经警备司令批准的规定。到1991年,清理出限制出入境的黑名单439人。1996年开始,“政治犯”成为历史名词,这一条款下面,也从此空白。

我就想,媒体能否也这样。年终岁首,都按《世界人权宣言》或宪法的权利条款,将一年大小事件挂号分科。看看这个社会走了多远。

国家可以走多远,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假设。我们可以走多远,是一个温暖的邀请。